阵亡士兵和他们的私人房间

    对阵亡士兵的家人来说，至亲从未在记忆中远去。过去7年来，一位美国摄影记者走进阵亡者生前的房间，用无言的照片对公众诉说战争的残酷，向逝者致哀。

    特蕾莎·吉尔伯特时常不能自已，不知不觉就走进了儿子托马斯生前的卧室。

    “房间里仍然散发着他的气息。是古龙香水，”她说，“有时候，我们不想靠近那间屋。有时候，我们又想去那里坐坐。”

    一枚路边炸弹杀死了24岁的托马斯，时值2006年10月5日，这名海军陆战队中士正在伊拉克服役。之后几个月，他住在芝加哥西部边远郊区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先是被淹没在各路媒体的镜头中，然后又被朋友和邻居不间断的拜访搞得身心俱疲。

    “他们大都是想听听我们对战争的看法，而不是我们对失去儿子的看法。”托马斯的父亲迈克尔说。

    拍摄是为了悼念

    只有一张面孔与众不同：阿什利·吉尔伯特森，一位澳洲出生的纽约摄影记者。他打电话过来，表达了慰问，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从2002年到2008年，阿什利一直在伊拉克工作，赢得过很多著名的摄影奖项，他拍摄的照片成了让公众理解战争、特别是理解那些付出生命代价的士兵们的媒介。不仅如此，阿什利自己的心灵也饱受折磨：2004年，在费卢杰，一位担任护卫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就在他面前殉职，令后者内疚多年（编注：关于阿什利一行在伊拉克遇袭的详细经过，参见《青年参考》2014年5月15日B05版文章）。

    阿什利最终平安回国。此后，他开始寻访阵亡军人的亲属，以便了解死者生前的故事；他请求受访者允许他拍摄这些士兵的卧室，作为一种悼念。

    “许多媒体人接触过我们，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粗鲁。就基本礼仪而言，他们对给我们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一切都合乎社交要求，但看得出他们并不真正在意。阿什利不同，他真是在意的。他去过费卢杰，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我们的信赖。”迈克尔坦言。

    如今，阿什利拍摄的部分内容被收录进文集《阵亡者的卧室》，40幅照片来自美国各地、欧洲和加拿大，都是黑白的，看上去令人放松：有些屋子的墙上布满爱国图像，有些整齐地挂着各种证书，有些挂满视频游戏和体育纪念品，有些则挂着宗教纪念品或手绘画。

    托马斯·吉尔伯特的卧室里，一只鱼缸摆在床头柜上，他12岁时带回家、取名“军士”的宠物龟依然攀附在缸里的树枝上。近几天，托马斯从未见过的5位侄子侄女过来帮忙喂养这只龟，趁机在托马斯的床上玩耍。“他们喜欢托马斯舅舅的房间。”特蕾莎说。

    逝者的房间虽已空置许久，但毕竟有过生命的脉动，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得以保留至今。当然，亲友们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不同。对一些家庭而言，它们是“神殿”，触碰不得。对另一些家庭，这些房间提供了一种与亡故子女进行发自内心的交流的渠道。大多数生者都觉得，整理或改变这些房间让人内心不安，就像要把至亲的存在从世界上抹掉似的。

    丽莎·美林在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任教，曾对“日常生活的固定程序”做过研究的她指出，卧室“不单是士兵们在阵亡前不久住过的，更是他们在之前所有年月里居住的地方”，它们通常包含能够反映从童年到成人的转变的“物理印记”。当然，它们多数时候是沉默无声的，“只有那些静下心与它们交流的人，才有机会注意到其中的种种秘密。”

    “踏进时间胶囊”

    而在今年36岁的阿什利看来，自己的使命更加宏大：让更多人意识到，战争必然危及个体生命——这恰恰是军事决策乃至外交政策辩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个角度。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总统或国会的决定，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我们必须对那些决定负责，因为我们投票选了他们。我希望大家在投身战争前更认真地思考。”他解释道。

    这个项目花了阿什利7年。他主要依靠的是《华盛顿邮报》的“阵亡者面孔”数据库，该数据库列出了他需要的所有信息——姓名、军阶、年龄、籍贯及其他——从而确定哪些家庭最容易接近。他为自己设定了几条“红线”：不搞突然袭击，不惊动近期阵亡的士兵的家属，电话号码不易获得的家庭也被直接排除，因为这暗示着他们不想被打扰。

    一旦与某个家庭建立联系并获得邀请，阿什利会先去面谈，然后请求对方允许他拍摄逝者的卧室。用他的话讲，此举为的只是“捕捉到这个人留在身后的、最好的东西”。

    “理性地做这件事其实是很容易的。让人们记住他们是这个项目的核心。”他说。

    经年累月，摄影师与许多家庭保持着定期联系。他遇到过仍然沉浸在悲伤浓雾之中的父母，也遇到过对有人想多了解一些他们的孩子出征前的生活表示感激的家长。

    有些会面的情形在他脑中挥之不去。杰克·斯威特的父亲曾向阿什利展示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没洗的衣服。2008年，杰克在伊拉克贾瓦拉附近阵亡，年仅19岁。

    “我总感觉儿子是执行某项秘密任务去了，指不定哪天就会回来，到时候，他就可以自己洗这些衣服了。”这个中年男人告诉他。时隔一年，阿什利再次试着联系这位父亲，想问问那些衣服如何处置了。“我现在已经放弃了奇怪的妄想，”对方回应道，“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衣服……我永远不会拿去洗，因为它们上面始终有我儿子的气息。”

    作为一位惯于捕捉令人心跳加速的战争场面的摄影师，拍摄空屋子是种挑战。阿什利表示，他专门学习了建筑摄影术，为的是恢复最基本的东西，但绝不碰触哪怕是最小的物件，这迫使他练习各种“疯狂的姿势，几乎就是瑜伽动作，尽量在架三脚架时不碰任何东西”。

    “我觉得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时间胶囊；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他说。

    向过去道别很难

    无疑，《阵亡者的卧室》一书的创作，比阿什利在海外工作时节奏更慢，更费神。为了了解一些家庭，他得走访好几次，才会取出相机。他把注意力放在让人感到亲切的静物——混放在一起的录音带、书籍、小酒杯等物件上面；放在决定哪个物品能够成为照片中的“入口”，从而让每一位阵亡士兵都能活起来上面；放在如何增加逝者的吸引力上面。

    拍了40幅照片后，他停了下来。最后一次拍摄过程中，一位母亲跑进屋子，扑倒在床上，把床单抱成一团，哀号起来。作为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阿什利突然感到精疲力竭了。

    “我曾经害怕自己会变得铁石心肠，不再那么具有同情心，但一切恰好相反：做得越多，我就愈发同情这些家庭，”他说，“我想，我不能再去拍摄第41个房间了。”

    吉尔伯特一家不久就会锁上托马斯的卧室门，永远离开那里。他们的旧宅已经挂牌出售。但毫无疑问，做出这个决定是相当艰难的。

    “我们非常矛盾，”特蕾莎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样收拾他的屋子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