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社会主义总统”曾试建“科技乌托邦”

    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技术与社会主义曾在智利擦出火花。尽管这个“乌托邦”及其拥有者最终毁于一旦，它仍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由计算机管理国家的实践。

    萨尔瓦多·阿连德当政的年代，偏居南美一隅的智利曾经历了一场科幻色彩十足的控制论实验——该国左翼政府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计算机数据网络，开世界之先河。

    在信息技术全面渗透社会生活、“大数据”概念风靡全球的21世纪回首观之，智利的“科技乌托邦”前瞻意义十足。只不过，集社会主义的理念与“科学怪人”们的天才创意于一身，除了其缔造者团队的零星回忆，它留给后世、可供记录的信息却已踪影难觅。

    控制论在南美找到试验田

    “电脑和孩子一样，官老爷离不开它。”1972年6月，智利乡村歌手安格尔·帕拉唱道。

    这段歌词的灵感来自斯塔福德·比尔，此君茂盛的胡须和魁梧的体格，让帕拉想起圣诞老人。这个英国佬给智利带来的“圣诞礼物”，是他研究多年、颇有心得的管理哲学。

    彼时的比尔，作为科学家、管理大师、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成名已久，并依靠为企业和政治家充当顾问而获利颇丰。然而，他并未体验到与之相称的成就感——通常，位高权重而挑剔的客户并不乐意全盘接受比尔的解决方案，迫使后者开始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海外。

    早在60年代初，比尔的公司便开始与智利铁路系统合作。比尔本人没去过智利，但当地人费尔南多·弗洛雷斯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深深迷上了他的创意和热情。

    到1970年即萨尔瓦多·阿连德通过自由选举上台时，比尔已经在遥远的南美拥有一大批忠实粉丝，弗洛雷斯则被新政府赋予重任——全盘统筹国有化运动。

    奉行“智利社会主义道路”的阿连德政府，希望建设一个有别于传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我非常反对苏联模式的中央集权。”弗洛雷斯的顾问劳尔·埃斯佩霍解释道，“根据直觉，我认为它是不可行的。”但在智利当时的状况下，找到新路并不简单。

    次年，随着民主变革带来的兴奋逐渐消退，弗洛雷斯和埃斯佩霍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从上届政府手中继承的是一片混乱的矿山和工厂，其中一些被工人占领，一些属于原来的所有者，只有极少数尚能有效率地运作。当年7月，两人联手写信向比尔求助。

    弗洛雷斯知道，比尔支持拉美左派建设理想社会的信念，期望后者派几个得力助手来帮忙。岂料，期盼在一国范围内实践控制论的比尔闻讯，立刻抛开了手头的其他工作，亲自飞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们想，斯塔福德又疯了。”他身旁的亲友如是说。

    外界如此描述这位生于1926年9月25日的科学天才的成就：首次将控制论应用于管理，并致力于开发通讯技术在控制社会、生物和技术系统中的作用。彼时，智利政府恰好有很多东西需要“控制”：阿连德对重要行业进行了急骤的国有化，并承诺让工人参与规划。比尔的任务则是提供一个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系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比尔对科学的痴狂令智利人印象深刻。埃斯佩霍向英国《卫报》回忆道，“他体格庞大，异常有活力。从每个毛孔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他是何等野心勃勃。”

    接下来的两年间，比尔没日没夜地工作，每隔几个月才回一趟英国。他的付出带来了惊人的回报：以异乎寻常的快节奏，一套崭新的信息交互系统在智利狭长的国土上初具雏形，从北方炙热的沙漠到南部冰冷的草原，它携带各个工厂的日常信息、重要原材料的流动、旷工率等数据开始了运作。该系统有个响亮而充满未来色彩的名字：协同控制工程。

    “智利被计算机掌握了！”

    几乎与此同时，在英国萨里郡，少年西蒙·比尔凭借自己发明的“公众舆论测量仪”引起了报刊的惊讶与好奇。这套系统的运作机制听起来不可思议：通过表盘上的刻度和指针的变化，它可以向电压表一样，显示出民众从极端痛苦到狂喜之间的情绪，从而判定政府的某项决策是否在发挥作用。非同寻常的是，该系统的目标市场不是英国，而是智利。

    然而，与父亲老比尔在圣地亚哥进行的大规模实验相比，西蒙只不过是小试牛刀——

    据美国《纽约客》杂志介绍，“协同控制工程”的指挥中心坐落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国家电信公司内院，呈六角形，直径33英尺，有7把放着橘色靠垫的白色玻璃转椅，墙上则是巨型屏幕。房间里没有桌子和纸张。“比尔在构建未来，它必须看起来足够像未来。”

    英国人喜欢雪茄和威士忌，因此，每把椅子的扶手上都设计了烟灰缸和酒杯槽。另一侧的扶手上密布按钮，触摸其中之一，4块屏幕上就可以显示数以百计的图片和数据，提供与经济运行有关的统计资料。不过，屏幕上的内容必须由4位机敏的女职员手动记录。

    还有一面屏幕被作为模拟器使用，通过设定不同价格、产量配额和能源配额，即可估算经济走势。当然，小比尔雄心勃勃的计划——跟踪整个国家的情绪指数，也有预留位置。

    “智利被计算机掌握了！”1973年1月，英国《观察家报》在头条宣称。用老比尔自己的话说，他试图为智利社会植入一套电子化的“神经系统”；这种当时领先时代几十年的信息传递网络，将比以往更深刻地改变选民、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在这套系统中，由计算机标记出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或帮助模拟每一个决策的长期后果。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它理论上可以像先知般提醒管理者任何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打个比方，如果运货卡车迟到，工厂就无法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产品。卡车为什么迟到？可能是司机罢工、天气糟糕、也可能是道路封闭。能最密切、最快地接触到此类变量的不是管理者，而是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有了计算机辅助，工人在理论上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换言之，每个人都将从电脑中获益：员工享有更多自主权，管理者能更合理地进行长期规划。

    对阿连德而言，这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运作方式，比尔则一步步推动着实践控制论的梦想。

    从辉煌一时到毁于一旦

    1972年12月30日，阿连德亲临指挥中心，按下了转椅上的一个按钮，可惜，屏幕上显示出的是一堆错误信息。他忙不迭地安抚工作人员，“别害怕，继续工作。”

    此前两个月，斯塔福德·比尔的发明刚刚帮智利政府化解了一场危机——

    在美国情报机构怂恿下，立场保守的小商人发起罢工，食品和燃料供应告急。利用协同控制工程，当局获得了大量宝贵情报：哪里物资短缺最严重，哪里的人们已经复工……

    “指挥中心以最独特的方式活跃着，”埃斯佩霍回忆道，“我们觉得自己就在宇宙中央。”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协同控制工程”最辉煌的时刻。到1973年，该工程的覆盖范围已经囊括了整个国有经济部门的1/4到1/2。

    阿连德对该计划深信不疑。比尔确定，即便对相关理论一窍不通，这位当过医生的总统“本能地理解”他对网络的生物学特性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坚信，协同控制工程并非旨在监视和控制人民，而是允许工人参与管理，并与中央政府建立互信真诚的合作。

    然而，在40年前的智利，愿景与现实间的鸿沟，并非靠技术所能弥合。

    根据设想，智利的每家国营企业都应建设“工厂操作室”，用来与首都的指挥室沟通。阿连德失败后，人们却在仓库中发现了500台崭新的电传机——没人知道这东西怎么用。

    在另一个实例中，某水泥厂经理发现即将到来的煤炭短缺可能导致公司停产，于是亲赴煤矿解决了问题。又过了几天，“协同控制工程”才“后知后觉”地通知他——要当心煤炭危机！如此严重的信息延迟，让工厂没有多少动力去报告真实数据。

    此外，在华盛顿鼓动下，联手反对阿连德的右翼势力日渐嚣张。被指责“试图在拉美建立独裁体制”，比尔和同事们不止一次在重重压力下萌生去意。

    1973年6月，激进军人一度出动坦克包围总统府，比尔不得不离开智利首都以避风头。9月11日，在伦敦发表了一番力挺阿连德的演说后，刚打算飞回圣地亚哥的比尔被报纸上的一条消息震惊：智利爆发军事政变，阿连德身亡。

    亲历者的人生被永远改变

    担任阿连德政府的高参期间，比尔日进500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收入足以令他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助手们也费尽心思，不间断地为他供应巧克力、葡萄酒和雪茄。

    这一切都被智利政变所颠覆。遭受沉重打击的比尔放弃了豪宅和奢华的生活方式，搬到偏僻的威尔士乡间小屋，过着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话的清苦生活，曾经精心修剪的胡须也变得蓬乱。

    多数时候，隐居中的比尔练习瑜伽、绘画、写诗，有时为面包制造商沃伯顿这样的客户担任顾问，并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帮助流亡海外的智利友人。

    “毫无疑问，他心怀幸存者的负罪感。”西蒙如此解释父亲的转变。

    在圣地亚哥，与“协同控制工程”有关的一切都被军政府丢进了垃圾堆，但管理控制论仍在繁荣发展。比尔也并没有放弃追求。晚年，这位不安分的理想主义者先后试图在乌拉圭、委内瑞拉、加拿大等国重建类似的系统，一次次被当地官僚阻止。1980年，他致信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希望激起他对国家信息网络的兴趣，后者没有回应。

    政变后锒铛入狱的费尔南多·弗洛雷斯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76年，他因大赦国际的努力而获释，移居美国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将自己塑造为一位商业顾问和技术型企业家。

    2001年，弗洛雷斯回归智利政坛并当选参议员，后来还创建了自己的政党。

    侥幸逃脱的劳尔·埃斯佩霍则在英国定居，成了一名声誉良好的国际管理顾问。如今，谈到策划那场政变的皮诺切特等人，他总是一笑置之，但聊到“协同控制工程”，他立刻严肃起来。

    “是的，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向《卫报》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