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戏剧沙皇”：自由创作，无惧政治

    终其一生，尤里·柳彼莫夫从未对戏剧事业有所懈怠。过人的职业素养之外，在不同政治气候下对自由创作的坚持，也是他在苏联和俄罗斯艺术界成就盛名的关键。

    “上世纪30年代以降，他先后执导了数十部作品，引领话剧先锋阵地——塔甘卡剧院大半个世纪，影响了整整一代人……”10月5日，俄罗斯重量级戏剧演员、导演尤里·柳彼莫夫以97岁高龄辞世后，“俄罗斯之声”网站发布的讣闻这样写道。

    与苏联同一年诞生的柳彼莫夫，童年时代就为戏剧痴狂；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父母遭囚令他的家庭横遭变故；随着从舞台中央退居幕后，他曾在赫鲁晓夫时代初尝自由创作之乐，又在勃列日涅夫推崇的“斯大林文化模式”下苦苦求索。尽管有过流亡海外的经历，但他的光环从未因政治而淡薄，终于在晚年重归“戏剧沙皇”的宝座。

    柳彼莫夫也是欧美媒体推崇的对象。得悉他的离去，英国《独立报》慨叹：在几乎3/4个世纪中，尤里都是苏联和俄罗斯剧院的代表人物。他从演员做起，成长为具有开创精神的导演，以及为自由派指明方向的灯塔。他历经磨难又东山再起，是令人尊敬的“文化政治家”。可以说，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和艺术领域，柳彼莫夫的存在绝不仅限于文化价值。

    “他明白人性的尊严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你可能无法感到他的声望；但当他故去后，媒体的争相缅怀终归会令他的遗产闪光。俄罗斯“超越头条”网站指出，尤里·柳彼莫夫去世的消息传出，舆论给予的关注是罕见的，从国家元首到业界同仁，无数人表达了哀悼之情，这足以证明他的伟大。

    “尤里在当代戏剧发展中的作用难以估量。”俄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表示。“我们无法想象俄罗斯的剧院中没有了尤里的样子。”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也在脸谱网上写道。

    “他的作品表达了人的痛苦、耻辱，以及对生活的思考。”剧作家达吉雅娜对英国广播公司说，柳彼莫夫的作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是经历过俄罗斯那段悲痛的历史，他明白人性的尊严是最重要的。”

    柳彼莫夫对艺术的感悟，与他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感受到的世态炎凉息息相关——

    来自雅罗斯拉夫尔州的他生于中产之家，父亲是杂货商，母亲是教师，曾在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双双遭受牢狱之苦。幸运的是，家庭的变故并未摧垮小尤里的戏剧梦，赶在1941年参军入伍前，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已在莫斯科当时最大的瓦赫坦戈夫剧院登台演出。

    战争将大批苏联青壮年送入了坟墓，柳彼莫夫的天分却令他远离前线，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合唱团和舞蹈队主持人——戏谑地说，这位名导演也算是当过“克格勃”的。

    此间，他的兴趣逐渐从台前向幕后转移，和平恢复不久，就转往莫斯科的“金牌”戏剧学院Shchukin任教。1964年即开启导演生涯4年后，柳彼莫夫打造的《四川好人》一剧掀起巨浪，这部作品根据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创作的寓意剧改编，主角是妓女“沈德”。

    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设法在自由与保守之间求得“公约数”，莫斯科上空飘荡着一缕自由的空气，这便是内容和手法均有些离经叛道的该剧备受欢迎的背景。柳彼莫夫也藉此获得了在莎士比亚诞辰日开张的塔甘卡剧院的“敲门砖”，与之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联手。

    “解冻”文化先锋以批判试探当局的底线

    在英国《卫报》看来，柳彼莫夫的执导风格独树一帜：大多数剧目都是已被演绎过无数次的经典：《哈姆雷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普加乔夫》、《鲍里斯·戈东诺夫》……即便为公众耳熟能详，经过他大刀阔斧的改编总能重焕异彩。

    在塔甘卡剧院，独特的表现形式也会令票友们大呼过瘾。柳彼莫夫在《哈姆雷特》中加入的吉他弹唱，俨然神来之笔；有时，演员还会突然与观众对话，根本无需脚本。

    玩转各式道具也是柳彼莫夫所长。《罪与罚》中，所有死去的人物都会穿过一扇门。“这扇门发挥的作用可不能小看，”他得意地解释称，“它象征着新生的开始。”

    但归根结底，柳彼莫夫的成就缘于他对自由创作的追求，这也令他成为知识界公认的“解冻”文化先锋。可惜人亡政息——赫鲁晓夫下台后，继任者勃列日涅夫钟情于“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不仅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在文化政策上也与之一脉相承，意识形态日趋保守。

    莫斯科文化繁荣的景象昙花一现，柳彼莫夫却不肯轻易让步。他将对现实的批判揉进脚本和台词——时而隐蔽，时而尖刻。用《独立报》的话说，他不断试探着当权者容忍度的底线。

    当然，作为五星级剧团的一把手，柳彼莫夫的上层人脉也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据说，一度执掌苏联的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一把手任上，就已是这位大导演的拥趸。更有甚者，安德罗波夫家的子女也是塔甘卡的常客，还有人恳求柳彼莫夫帮他们圆“明星梦”。不过，后者在这方面从不徇私，严厉告诫“官二代”们，应当以学业为重。“作为父亲，我必须感谢你，是你劝阻了我的孩子，这是我和妻子无能为力的。”后来，安德罗波夫特别向柳彼莫夫提到。

    巅峰到流亡仅咫尺之遥

    纵有“国粹”之名，苏联时代的戏剧依然受制于政治正确的红线。柳彼莫夫的“出格”举动，一点点消磨着当局的耐性。据《纽约时报》报道，1977年，苏联文化部批准他将经过改编、长期遭封杀的剧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搬上舞台，孰料首演过后即遭《真理报》炮轰，被指“历史角度扭曲”。

    然而，塔甘卡剧院始终人满为患。诗人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加盟，令人们更加狂热，门票常常提前几个月就被哄抢一空。剧院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受到了“特殊关照”，知晓政府有意插手，柳彼莫夫只是耸了耸肩。“剧院毕竟不是我的，”他说，“它属于国家。”

    话虽如此，后来的事实表明，如果必须二选一，柳彼莫夫会把艺术创作的独立性置于“政治忠诚度”之先。19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伦敦上演期间，他接受了《泰晤士报》采访，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苏联领导层当时实行的文化政策。

    “他们夺走了我最宝贵的东西，怎么能够这样？外国人无法伤害我们的文化，能做到这点的只有这些愚蠢的自己人。”这番话令柳彼莫夫失去了苏联公民资格，并被禁止回国。传言称，苏联外交官对他冷嘲热讽，“罪与罚，我们判定你犯了罪，而你得到了应有的罚。”

    “他们将我驱赶到英国，就像国王将哈姆雷特送走一样，他们想要摆脱我。”1986年，柳彼莫夫如此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一旦离开，你就不复存在了，你的名字将被抹去，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

    如今回头看来，此言未免过于悲观。作为流亡者的5年间，多家美国和欧洲的顶级剧院里留下了他的身影：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慕尼黑国家歌剧院、特拉维夫犹太剧团剧院……他的导演艺术非但没有衰颓，反而在异国他乡磨砺得更加精进。

    “我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工作。”他半开玩笑道，“我从14岁起就开始工作。那时，我的家人都在监狱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现在的我。我的生活不易，我从未懈怠。”

    艺术之美从未被政治减损

    乐观的精神、英俊的面庞，蓝眼睛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年时代的柳彼莫夫虽然满头华发，初生牛犊般的干劲却似乎永远不会耗竭。在外国排演时，他不用英文沟通，但会将自己对演员的要求——细致到眉毛的变化，一一通过翻译传达。

    就这样，流浪异乡的柳彼莫夫让更多人领略到俄罗斯戏剧的魅力，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重新将自由主义之风吹进艺术领域，他才重获祖国接纳，得以恢复塔甘卡剧院艺术总监一职。格外令他欣慰的是，“柳彼莫夫”的大名从未被新老粉丝忘却，他以往的作品也长盛不衰。

    反倒是苏联解体后急剧变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令柳彼莫夫时而产生“物是人非”的观感。2011年，已是耄耋老人的他率领一个《四川好人》剧组到捷克访问，岂料演员竟拒绝排练，声称“先拿钱，再开工”。老尤里自掏腰包支付了演员的工资，兀自叹息，“真是耻辱……，演员缺乏职业理想，演出只是为了钱。”一周后，他终于下决心挂靴而去。

    在最后的岁月里，柳彼莫夫回到了自己演艺生涯开始的地方——瓦赫坦戈夫剧院，推出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小说《恶魔》改编的舞台剧；去年，他指导的史诗歌剧《伊戈尔王子》还曾在莫斯科剧院上演。

    终其一生，无论在事业的巅峰抑或低谷，尤里·柳彼莫夫从未放弃作为艺术家的信念。“我尽全部可能地进行各种尝试。”1986年，他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坦言，“或许，我的状态用果戈里的话形容最恰当：‘做你的工作，把它当成来自上帝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