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为德国贡献了什么
本报记者 张慧
青年参考
（
2014年10月15日
09
版）
10月9日，德国莱比锡奥古斯特广场点燃蜡烛，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外长汉斯、德国总统高克和美国大使约翰·爱默生出席了仪式。图片来源 CFP
10月3日是德国统一纪念日，25年过去了，统一的德国成了欧洲的中流砥柱。然而，40年的裂痕还没有完全弥合，东德虽然在地图上消失了，却仍然存在于德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中。
仍然觉得不属于一个国家
柏林墙倒塌那年，出生在东德的萨宾·莱纳芬茨只有15岁。德国统一后，萨宾在汉堡生活了多年，无论在大学读书还是在出版社工作，她都是圈子中唯一的东德女孩。
西德的面积和人口是东德的4倍，萨宾一度以为，作为少数，服从多数能给她带来安宁。“我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因为不想被人们看作入侵者。我不喜欢他们用‘东部佬’称呼东德人，我自己从不说这个词。”萨宾在英国《卫报》上撰文称，“当人们发现我在东德长大后，反应出奇的相似——他们尖叫着说：‘天呐，你一点都不像从东边来的。’他们印象中的东德人梳着土气的卷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牛仔裤，操着浓重的萨克逊口音。”
因为有切身的体会，萨宾十分理解默克尔刚刚成为德国总理时，对人生前35年的讳莫如深。1990年之前，默克尔是东德的物理学家。成为总理后，她一度表现得像是从空气中蹦出来的，没有历史和家乡。
“东德人常说西德人傲慢、功利、官僚、肤浅。”阿伦斯巴赫民意研究中心的托马斯·彼得森告诉“德国之声”网站。该中心2012年的调查发现，东德人对西德的偏见，比后者对东德人的更多。福沙社会研究所的统计发现，东部和西部的德国人仍然不觉得与对方同属一个国家。
更“安静”的德国
革命通常有两个目标：改变旧的，创造新的。1989年的革命通过将东德从地图上抹去，达到了第一个目标。缔造新的却是另一回事了。
最初，德国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确是西德的东扩。25年过去了，历史告诉人们，西德吞并东德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虽然西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仍占据统治性地位，但东德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碎片仍然得以保留，融入当代的德国，润物无声。
对于这种影响力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来自东德的总理默克尔。她是民主和自由的斗士，并没有复兴东德的打算，但她治理国家的某些方式会让人想起铁幕的另一端。
德国《明镜》杂志称，独裁依靠的是团结的幻象，而冲突与言论自由是其死穴。统治者或执政党总是号称执行人民的意志，每个人都处于强迫的共识之下，民众的沉默被看作认同。默克尔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长大的，类似的元素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她的政治风格中。
她不喜欢公开争论，从不首先挑起公共议题，沉默让她舒服。她偏爱大的联合政府执政，这样她就可以在其中缔造小团体的广泛共识。在她的治理下，德国变得更加安静了。
很多德国人对此甘之如饴。且不说东德人对此十分习惯，就连在西德长大的人也发现，其实自己不喜欢盎格鲁-萨克逊政治模式下那些激烈的冲突和二元论。默克尔帮助德国人找到了自我。
找回民族认同感
东德教会了德国人挥舞旗帜。统一前，德国国旗似乎只出现在两个地方——政府机构的旗杆上，以及举办国际赛事的体育馆内。在最能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体育比赛中，为运动员助威的西德人只是默默地举起国旗，不挥舞它，也不高呼口号。
冷战时期，很多西德人首先自视为欧洲人，然后才是德国人。这一方面是对纳粹历史的不堪回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首任总理阿登纳认为，只有融入西方才能将德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去。阿登纳甚至因此忽略了斯大林关于建立统一、中立的德国的提议。一些西德人说，他们觉得相比于东德人，自己与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更亲近。
而在东德，高高飘扬的国旗是每次游行的固定组成部分。一面小小的旗帜，象征的却是对民族和身份的认同与骄傲。德国统一后，“挥国旗文化”迅速从东传到西。
2006年的世界杯，德国成了旗帜的海洋。德国人不仅为本国球员喝彩，巴西、多哥的旗帜也出现在赛场上。挥舞旗帜不再是痛苦的挣扎，而是快乐的象征。有德媒认为，要不是有东德在，德国的民族主义几乎泯灭了。
反对资本主义和对福利国家的渴望，在东部有更深的根基，在统一的过程中成了德国共同的诉求。而德国也开始冷静地看待与西方的关系。
议会左翼政党领袖萨拉·瓦根克内希特是东德政治理念的集大成者，她因为批判资本主义而成为媒体明星。
默克尔领导的中间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联合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形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派。他们帮助社会形成共识，将最低工资和退休金送入千家万户。而认同“盎格鲁-萨克逊”的英美政治模式的自由民主党，几乎从德国政坛销声匿迹。
柏林墙倒，心中墙在
“西德将东德完全吸收了，东德的制度、信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一切都不复存在，而西德的花朵将开在东德的土地上。”这曾经是令东德的革命者热血沸腾的遐想。这种兴奋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迅速消散——变为现实的遐想，似乎总是缺少色彩。
柏林有座东德博物馆，访客中不乏原东德的居民。《卫报》整理了他们在纪念册上的留言，称多数东德公民不愿回到冷战岁月，却将那段历史看作他们生活的重要构成。那段岁月虽然充斥着秘密警察、失业、非法关押和逃离家园，也同样有恋爱结婚、度假娱乐、走亲访友的回忆。
有些西德人忽视那些欢乐的构成，而将东德的生活看作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令东德居民感到郁闷。更令他们失望的是，一些西德人彻底忽略他们，将国家分裂的40年看作一场事不关己的梦。
如今，第三代东德人已成年了，柏林墙倒塌时他们多数还是不记事的小娃娃。长大后，他们希望与东德的历史坦诚对话，并非怀旧，而是希望通过直面历史搞明白，他们如何成了德国的少数派和弱势群体。他们的父母也有同样的诉求。
表里如一的统一还没实现
德国统一25年后，默克尔最喜欢的饮食仍是东德的传统食品：蔬菜肉汤。她仍然用东德生产的洗衣液，一进超市就抑制不住囤货的冲动。在她人生的前35年，从来都是定量供给，没有享受过自由购物的乐趣。至少她是这样告诉德国《SUPERillu》杂志的。
《卫报》指出，默克尔的个人喜好反映出德国真正的统一是多么艰难，也体现出东德其实没有真正改变。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德国政府年度报告称，1/4个世纪后，东德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仍比西德低1/3。
东德人占总人口的20%，而德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媒体精英中，只有5%来自东德。东德培养了默克尔，但她的内阁中都是西德人。排名前30的企业中，没有一家由东德人领衔。即便在位于东德地界的莱比锡大学和德累斯顿大学中，学术带头人也都是西德来客。媒体亦然，连主要读者分布在东部的《柏林日报》和《SUPERillu》，主编也是西德人。
25年过去了，《明镜》称，在西德人眼中东德人仍是了不起的运动员，虽然格局有点小且容易自鸣得意。他们开车从不超速，总是穿着褪色的古怪牛仔裤。
将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并非“内部特权”。英国《每日邮报》描述了东西德国人的特质，称东德人珍惜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东德品牌，比如“小红帽”起泡酒和施普雷瓦尔德泡菜，他们的假期总是在俄罗斯风格的乡间别墅度过。而西德人通常更加开放，对于艺术和文学的新趋势接纳能力更强。
萨宾说，新一代东德年轻人看待东德的态度更轻松，因为他们了解政治体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差异。如果有人将东德称为独裁政权，出生在东德的年轻人并不会感到被冒犯。“我们既不是英雄，也非不同政见者。我们了解历史，但是生命的大部分是在统一后的德国中度过。我们可能贫穷，因此更加相信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因为我们的父母不能像西德的家长那样，能够为儿女积蓄财富。”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烙着东德印记的年轻人，希望在今天的德国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仍然觉得不属于一个国家
柏林墙倒塌那年，出生在东德的萨宾·莱纳芬茨只有15岁。德国统一后，萨宾在汉堡生活了多年，无论在大学读书还是在出版社工作，她都是圈子中唯一的东德女孩。
西德的面积和人口是东德的4倍，萨宾一度以为，作为少数，服从多数能给她带来安宁。“我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因为不想被人们看作入侵者。我不喜欢他们用‘东部佬’称呼东德人，我自己从不说这个词。”萨宾在英国《卫报》上撰文称，“当人们发现我在东德长大后，反应出奇的相似——他们尖叫着说：‘天呐，你一点都不像从东边来的。’他们印象中的东德人梳着土气的卷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牛仔裤，操着浓重的萨克逊口音。”
因为有切身的体会，萨宾十分理解默克尔刚刚成为德国总理时，对人生前35年的讳莫如深。1990年之前，默克尔是东德的物理学家。成为总理后，她一度表现得像是从空气中蹦出来的，没有历史和家乡。
“东德人常说西德人傲慢、功利、官僚、肤浅。”阿伦斯巴赫民意研究中心的托马斯·彼得森告诉“德国之声”网站。该中心2012年的调查发现，东德人对西德的偏见，比后者对东德人的更多。福沙社会研究所的统计发现，东部和西部的德国人仍然不觉得与对方同属一个国家。
更“安静”的德国
革命通常有两个目标：改变旧的，创造新的。1989年的革命通过将东德从地图上抹去，达到了第一个目标。缔造新的却是另一回事了。
最初，德国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确是西德的东扩。25年过去了，历史告诉人们，西德吞并东德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虽然西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仍占据统治性地位，但东德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碎片仍然得以保留，融入当代的德国，润物无声。
对于这种影响力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来自东德的总理默克尔。她是民主和自由的斗士，并没有复兴东德的打算，但她治理国家的某些方式会让人想起铁幕的另一端。
德国《明镜》杂志称，独裁依靠的是团结的幻象，而冲突与言论自由是其死穴。统治者或执政党总是号称执行人民的意志，每个人都处于强迫的共识之下，民众的沉默被看作认同。默克尔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长大的，类似的元素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她的政治风格中。
她不喜欢公开争论，从不首先挑起公共议题，沉默让她舒服。她偏爱大的联合政府执政，这样她就可以在其中缔造小团体的广泛共识。在她的治理下，德国变得更加安静了。
很多德国人对此甘之如饴。且不说东德人对此十分习惯，就连在西德长大的人也发现，其实自己不喜欢盎格鲁-萨克逊政治模式下那些激烈的冲突和二元论。默克尔帮助德国人找到了自我。
找回民族认同感
东德教会了德国人挥舞旗帜。统一前，德国国旗似乎只出现在两个地方——政府机构的旗杆上，以及举办国际赛事的体育馆内。在最能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体育比赛中，为运动员助威的西德人只是默默地举起国旗，不挥舞它，也不高呼口号。
冷战时期，很多西德人首先自视为欧洲人，然后才是德国人。这一方面是对纳粹历史的不堪回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首任总理阿登纳认为，只有融入西方才能将德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去。阿登纳甚至因此忽略了斯大林关于建立统一、中立的德国的提议。一些西德人说，他们觉得相比于东德人，自己与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更亲近。
而在东德，高高飘扬的国旗是每次游行的固定组成部分。一面小小的旗帜，象征的却是对民族和身份的认同与骄傲。德国统一后，“挥国旗文化”迅速从东传到西。
2006年的世界杯，德国成了旗帜的海洋。德国人不仅为本国球员喝彩，巴西、多哥的旗帜也出现在赛场上。挥舞旗帜不再是痛苦的挣扎，而是快乐的象征。有德媒认为，要不是有东德在，德国的民族主义几乎泯灭了。
反对资本主义和对福利国家的渴望，在东部有更深的根基，在统一的过程中成了德国共同的诉求。而德国也开始冷静地看待与西方的关系。
议会左翼政党领袖萨拉·瓦根克内希特是东德政治理念的集大成者，她因为批判资本主义而成为媒体明星。
默克尔领导的中间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联合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形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派。他们帮助社会形成共识，将最低工资和退休金送入千家万户。而认同“盎格鲁-萨克逊”的英美政治模式的自由民主党，几乎从德国政坛销声匿迹。
柏林墙倒，心中墙在
“西德将东德完全吸收了，东德的制度、信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一切都不复存在，而西德的花朵将开在东德的土地上。”这曾经是令东德的革命者热血沸腾的遐想。这种兴奋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迅速消散——变为现实的遐想，似乎总是缺少色彩。
柏林有座东德博物馆，访客中不乏原东德的居民。《卫报》整理了他们在纪念册上的留言，称多数东德公民不愿回到冷战岁月，却将那段历史看作他们生活的重要构成。那段岁月虽然充斥着秘密警察、失业、非法关押和逃离家园，也同样有恋爱结婚、度假娱乐、走亲访友的回忆。
有些西德人忽视那些欢乐的构成，而将东德的生活看作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令东德居民感到郁闷。更令他们失望的是，一些西德人彻底忽略他们，将国家分裂的40年看作一场事不关己的梦。
如今，第三代东德人已成年了，柏林墙倒塌时他们多数还是不记事的小娃娃。长大后，他们希望与东德的历史坦诚对话，并非怀旧，而是希望通过直面历史搞明白，他们如何成了德国的少数派和弱势群体。他们的父母也有同样的诉求。
表里如一的统一还没实现
德国统一25年后，默克尔最喜欢的饮食仍是东德的传统食品：蔬菜肉汤。她仍然用东德生产的洗衣液，一进超市就抑制不住囤货的冲动。在她人生的前35年，从来都是定量供给，没有享受过自由购物的乐趣。至少她是这样告诉德国《SUPERillu》杂志的。
《卫报》指出，默克尔的个人喜好反映出德国真正的统一是多么艰难，也体现出东德其实没有真正改变。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德国政府年度报告称，1/4个世纪后，东德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仍比西德低1/3。
东德人占总人口的20%，而德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媒体精英中，只有5%来自东德。东德培养了默克尔，但她的内阁中都是西德人。排名前30的企业中，没有一家由东德人领衔。即便在位于东德地界的莱比锡大学和德累斯顿大学中，学术带头人也都是西德来客。媒体亦然，连主要读者分布在东部的《柏林日报》和《SUPERillu》，主编也是西德人。
25年过去了，《明镜》称，在西德人眼中东德人仍是了不起的运动员，虽然格局有点小且容易自鸣得意。他们开车从不超速，总是穿着褪色的古怪牛仔裤。
将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并非“内部特权”。英国《每日邮报》描述了东西德国人的特质，称东德人珍惜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东德品牌，比如“小红帽”起泡酒和施普雷瓦尔德泡菜，他们的假期总是在俄罗斯风格的乡间别墅度过。而西德人通常更加开放，对于艺术和文学的新趋势接纳能力更强。
萨宾说，新一代东德年轻人看待东德的态度更轻松，因为他们了解政治体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差异。如果有人将东德称为独裁政权，出生在东德的年轻人并不会感到被冒犯。“我们既不是英雄，也非不同政见者。我们了解历史，但是生命的大部分是在统一后的德国中度过。我们可能贫穷，因此更加相信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因为我们的父母不能像西德的家长那样，能够为儿女积蓄财富。”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烙着东德印记的年轻人，希望在今天的德国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