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民主的吊诡

    寻求质量民主仍然是亚洲最艰巨的任务。如果找不到，民主永远会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经济的沦落，本来已越来越小的中产阶级，必然成为牺牲品。一旦“穷人”再次占据多数，民主也必然演变成为专制。这是历史的铁律，亚洲社会也很难逃避。

    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产物，而是西方输入的，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四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不少亚洲国家曾是西方殖民地。在被殖民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殖民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是典型的例子。占领期间，美国帮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当然，日本本土一些有利因素也不能忽视。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日本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日本在短期内确立了民主。不过，这种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韩国和台湾是典型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政治功利主义者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民主历来就是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

    无论是作为解决问题还是作为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在西方也是如此。

    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即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民主尽管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但必须达到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

    同时，民主经常表现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民主机制不堪重负（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演变成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互相否决的出现，使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亚洲盛行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转型？经验地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的两个面向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民主本身所包括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在亚洲，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

    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演变成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的方式（例如民族主义），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例如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香港的“香港人”和“内地人”的认同政治）。当然，在民主产生后，这种现象同样会继续存在下去，出现“泛民主现象”，社会往往被高度政治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过度的动员已变得司空见惯。社交媒体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数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数人的局面。

    “唯我独尊”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具包容性，因为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中刚好相反。社交媒体使人们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去理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对民主追求者来说，民主不是众多利益和价值的妥协，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这个过程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无限道德化，而把别人的价值妖魔化，造成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局面。当然，民主的反对方也趋向于这么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公开冲突，甚至暴力。历史上，民主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烈士。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在继续，社交媒体以其特有的速度和方式塑造着民主英雄。

    如果民主是通过“反民主”的方式争取而来，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已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不难发现，亚洲民主往往体现为没有人负责的政治治理结构。

    民主走向了反民主，也表现在民主化后原来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的消失。如前面所说，在亚洲，民主的过程往往也是把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一切领域“民主化”的过程，造成了泛政治化。在一些地方，民主成为社会沉沦的根源，而非向上进步的动力。一些地方，民主的确是“典范”，但除了民主外，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被虚无化。

    反民主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显然。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讨一个生活”是最重要的。民主化来临时，很多人会成为支持者、参与者或同情者，他们相信民主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那样的经济好处。但结果往往不是这样。如果民主造成了经济上的不进步，甚至恶化。人们最后必然对民主失望。

    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和资本主义同时进步。但在亚洲，民主搞得不好，就走向了反面，造成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附加值高的资本流出本土，去寻找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民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并没有为资本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因此，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往往走向廉价资本主义，也就是产业往附加值低的方向发展。

    资本历来不想被政治控制。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也控制不了资本。一旦民主化影响了资本的运作，高质量的资本便会寻找海外市场，而低质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只能在内部发展。如果说在西方，民主提升了资本主义，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在亚洲，民主在导致资本主义的沉沦，向“坏”的方向发展。

    走向自己的反面

    亚洲民主运动的“反民主”性，也表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民主价值观，反而随着民主化的到来而消失。民主不仅仅是动员和选举。动员和选举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价值。当民主使得社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时，民主所包括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

    最近德国的畅销小说《看谁回来了》（台湾翻译成《希特勒回来了》）值得人们阅读和思考。这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德国史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希特勒是德国民主的产物，是被人民选举上来的。为什么希特勒被选举上来？因为当时德国民主失败，无法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希特勒几乎成为德国社会很多阶层的“救世主”。但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马上就演变成专制国家。

    今天，那么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希特勒，和现在德国与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人们同样希望“救世主”的出现。当经济状况恶化时，民粹主义式的民主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很多社会群体，包括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失业者、学生、穷人，都会支持具有无限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现。《看谁回来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体是如何动员这些社会不满要素的。不过，一旦“穷人”当道，民主必然走向专制。

    实际上，今天出现在很多亚洲社会的民主（化），也面临类似的问题。除了绝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物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同样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

    对这些社会的当权者来说，也可以看看当时的欧洲，是如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归正常民主的。这里，不得不惊叹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伟大。是马歇尔计划重振了欧洲经济，为欧洲重新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一个贫穷的西欧有可能倒向当时的苏联。不管怎样，当时的苏联是以“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出现的，也受当时很多西欧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寻求质量民主仍然是亚洲最艰巨的任务。如果找不到，民主永远会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经济的沦落，本来已越来越小的中产阶级，必然成为牺牲品。一旦“穷人”再次占据多数，民主也必然演变成为专制。这是历史的铁律，亚洲社会也很难逃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