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审判纳粹时司法体制不作为？

    历史档案和当事者回忆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政府在处置曾于死亡集中营服役的纳粹军人时，有意采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指导原则。于是，高级官员从主谋降格为帮凶，更多的“低级别”人员更是轻易逃脱了法律制裁，得以安度余生。

    直到2014年，德国检察机关才重新将仍然在世的纳粹残余分子纳入视野。时隔70载，就这些风烛残年的嫌疑犯应否接受审判，以实现“迟到的正义”，各方争议又起。

    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近70年后，一场针对前纳粹分子的司法风暴席卷了德国全境。将时钟拨回2014年2月19日，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巴伐利亚、黑森和巴登-符腾堡四个州的检察官同时出动，驱车前往12个地点，对30名犯罪嫌疑人执行强制措施。

    这些目标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他们中最年轻的88岁，年长的已近百岁。最终，3名嫌疑人被暂时拘留。行动次日，各州检察机关发出的新闻通稿上，大标题赫然写着：“对可疑的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成员进行调查”。

    党卫军成员、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敏感字眼引起了世界主要媒体的关注。美国《洛杉矶时报》、法国《费加罗报》、西班牙《国家报》等都对德国司法机关的“扫荡纳粹残党战役”进行了报道。德国《世界日报》称其为“数十年来，针对残余纳粹分子的最大联合行动”。

    然而，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德国战后司法体制的阴暗面也逐渐浮出水面。

    迟到了70年的司法战役

    德国《明镜》周刊文章称，今年2月的行动中，检察机关锁定了24男6女，这些嫌犯都曾是低级别的党卫军士兵或下士，大多数人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警卫，还有个别人是簿记员、医务人员和电报员。这些人为纳粹政权服务时，正值后者的种族灭绝进入最疯狂的阶段，包括《安妮日记》的作者、时年15岁的安妮·弗兰克，都在这一时期遇害。

    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屠杀，作为纳粹“死亡机器”的齿轮和螺丝，这30人在数千起案件中存在共犯嫌疑。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场时隔70年的司法行动来得有些迟，但检察官们试图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已意识到了曾经的过失，正试图修正一段令人不齿的历史。

    在1945年1月被苏联军队解放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纳粹的种族清洗计划中居于核心位置。这座地处波兰南部的设施包含三个主营地和50个左右的子营地。在“奥许维兹”营区和占地达140公顷的“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区，均设有臭名昭著的毒气室。

    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非正常死亡的600万犹太人中，至少有110万是在奥斯维辛丧生。此外，数以万计的非犹太裔波兰人、苏联战俘、辛提人与罗姆人也未能幸免。毫不夸张地说，受害者几乎囊括了所有欧洲国家的居民，大部分人在被送到奥斯维辛后立刻遭到处决。之后，遇难者的骨灰被混入洋灰，用于修葺公路；女子的头发和纱混在一起，被加工成毛毡；死者口中的金牙被拔下，融化成条状，并上缴到纳粹时代的德国央行——德意志帝国银行。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与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战争结束后，曾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服役的纳粹分子，得到惩罚者寥寥无几。据史学研究者考证，单是曾在集中营工作的党卫军成员就多达6500名，其中，只有29人最终在西德被定罪，东德方面，获罪的也只有20人。

    负责向集中营提供氰化物，以提升毒气室“工作效率”的Degesch公司经理格哈德·彼得斯被认定为从犯，原因是，出庭作证的前党卫军人员称，他提供的化学物质“仅作消毒用”。

    “从轻发落”的情况不止一例。1960年，前党卫军集中营医生约翰·克雷默重获自由。他曾下令将生病的囚犯杀害，摘取器官进行研究。但法院裁定，克雷默并未从中“获取个人利益”，因而“只是帮凶，不是主谋”。最终，克雷默仅被判10年徒刑，而非终身监禁。

    就这样，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只有少部分集中营的高级官员被追究责任，且刑罚普遍比外界预期的轻微。有失望的研究者指出，凶手“只为每个死去的犹太人担负了10分钟的刑期”。同时，对那些职位较低的集中营工作人员，司法机关索性不闻不问。

    德国司法体系的系统性不作为令其威信蒙尘。大屠杀幸存者、作家拉尔夫·佐丹奴为此感叹：“从事实上看，被希特勒统治了许久的德国人，已意识不到自身犯下的罪行。”

    《明镜》则在8月28日的跟踪报道中指出，今春的行动，一度让人们看到政府的觉醒，但半年过去，被捕的3名前党卫军已返回家中。几乎每隔几周，都会传来针对某人的调查终止的消息，原因多种多样：多数嫌疑人已过世，在世者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其接受审讯。

    目前，检方仍在侦办的案件只剩8起，换言之，对德国战后历史上不光彩篇章的复查已近尾声。在网络留言板上，许多民众指责，这场司法战役起初声势浩大、最后却不了了之；甚至有人认为，检察官只是打算通过警告几名头发花白的前纳粹分子凸显自身的存在感。

    集中营看守：我别无选择

    在今春的“扫荡”中被捕的3名嫌犯中，有一人因在战后已受到波兰法院的制裁而被释放，他就是今年91岁的雅各布·W（化名）。

    如今，此君住德国南部一座大城市，以白色为主基调的宅邸外种满玫瑰花。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雅各布穿着牛仔裤、格子衫和黑皮鞋，坐在黑色真皮沙发上，腿上盖着毛毯。他表示愿意分享过往的经历，只有一个条件：匿名。

    1942年，在大学学习建筑的雅各布接到一纸征兵令，服役地点正是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地。随后两年半，他日复一日地目睹囚犯的死亡，但从不认为自己应对此负责。

    “当时，我担任警戒塔的值班警卫。每班12小时，两个人每3小时倒班一次。”在雅各布的记忆中，警卫的日子不见得好过，“白天天气很热，有时不得不站在阳光下一整天，如果天气寒冷，就需要不断地蹦跳，让身体暖和。站在6米高的塔上，你甚至没地方小便。”

    每天上午，犯人都被赶出来做苦役，比如修路。晚上犯人回去后，警卫们就有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间。“我是基督徒，夜幕降临后，通常会读《圣经》或看报打发时间。我从未射杀一名囚犯，我是警卫，不是行刑队的成员。”

    虽然自称双手没有染血，雅各布对死亡无比熟悉。“一些绝望的囚犯在试图逃跑时遭到射杀，”雅各布说，“焚尸炉的烟囱不高，若风向不对，就会飘来令人作呕的恶臭。”

    “从1944年年初开始，火葬场的焚化速度开始跟不上囚犯死亡的速度。”雅各继续描述当年的情景，“一条三四米宽的壕沟中，不分白天昼夜地焚烧着尸体，如果你站在这里，根本不可能移开目光。但你也无法做什么，因为习惯了，你知道没有人可以离开，抱怨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许多人并不是自愿待在集中营。同村的一个表弟两次向上司打报告，说宁愿进入作战部队，也要离开，但上司威胁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得坐牢。”面对记者的话筒，雅各布反复强调，自己前往集中营是“别无选择”。某种程度上，这与历史学家埃里克·扬舒尔特的研究结论吻合：1942年后进入党卫军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强制性服役”。

    “我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有些看守甚至把面包分给犹太人，我们确实没办法帮助他们，但也从未伤害任何人。”雅各布的语气中似有无奈，“纳粹将我带到奥斯维辛，我该怎么离开那里？如果我擅离职守，他们肯定会把枪口瞄准过来的。”

    “象征性定罪”依然是奢求

    遑论雅各布和他的同伴当年是否身不由己，一部分站在纳粹老兵立场上的观察家主张，仅仅依据嫌疑人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对这群90岁的老人以70年前的案件定罪，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更有嫌疑人的律师指责司法机关的行动“极其过分”。

    “奥斯维辛国际委员会”现任会长艾斯特·亚贝哈拉诺持有不同观点。她是大屠杀幸存者，由于党卫军需要在集中营内建立所谓“女子乐团”，她凭借音乐造诣活了下来。

    尽管年事已高，亚贝哈拉诺充满活力。此前，她甚少出现在对前党卫军成员的审判中，认为那是“无法承受的负担”。另一方面，她支持新一轮调查，尽管其中蕴藏着苦涩的意味。

    “活脱脱一出闹剧，这些人在1945年就应受到惩罚。”亚贝哈拉诺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原谅德国司法部门当年的失职，无论今天的法庭上发生了什么。她认为，应根据前党卫军成员在法庭上的表现，作为衡量其罪行的标准——那些继续秉持“可怕的意识形态”的人必须加以严惩，已幡然醒悟的则可受到宽大处理。

    惟独有一件事令她无法忍受：无罪判决。“哪怕从象征性的角度，他们也必须被定罪，无论罪名是什么。”亚贝哈拉诺说，“即使没有任何具体的罪行，这批人确实在奥斯维辛工作过，参与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行动。这是不争的事实。”

    表面上看，亚贝哈拉诺所的要求不难实现，但《明镜》指出，她提出的方案根本不可能被采纳，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中没有象征性惩罚的选项——一个人要么有罪，要么一身清白。

    无论雅各布的供述还是亚贝哈拉诺的申诉，都不过是缺乏实质意义的小插曲；随着时光飞逝，当年的施暴者与受害者只能一同老去。业内人士估计，此次调查中，有机会定罪的案件只有两起。假如这样，曾在奥斯维辛效力的人中，获得有罪判决者所占比例将达到历史新高——0.48%。

    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数字，印证了战争刚结束时，曾要求西德司法部门审视对纳粹分子审判结果的法学教授克里斯多夫·萨弗林格的言论：“立法者与司法人员（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人员实施追责）的工作完全是失败的，今后再也不可能进行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