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在线版权与免责声明

中国青年报手机版

中国青年报手机版二维码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官方微信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官方微信平台

2014年08月2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形象学说治病史——“以形补形”不靠谱

西方也曾流行“吃啥补啥”

作者 马特·西蒙 译者 温莎 《 青年参考 》( 2014年08月20日   35 版)

    “上帝创造类似人体器官的植物,并想方设法指引你找到。"

    百合补肺、木瓜丰胸、核桃健脑、豆类对肾脏有益……中国人认为,果实长得像什么就补什么,这种“以形补形”的说法已流传了千百年。事实上,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论调,称为“形象学说”。

    在严谨的现代科学面前,尽管形象学说确实发挥过作用,这种以神学为基调的理论还是被证明子虚乌有。

    很难想象人类第一次看到荨麻是什么情形。那个人可能会想:“它扎得我那么疼,我是不是不应该吃它?但如果我把它煮熟了呢?”最终,你决定将荨麻弄熟,紧张地咽了下去,好在它可以食用。但如果不能呢?附近又没治疗肠胃病的医生,怎么办?

    在现代医学产生的上万年前,找出能治病又不会致死的药物是在错误中不断尝试的过程。那么,如果大自然给我们些暗示,指明哪些东西有益于健康,岂不会令人少走许多弯路?

    这种被称为“形象学说”的思想在世界各地的大部分文化中存在。这种思想认为,医治某些器官或身体部位需通过形状类似的事物。

    所以,人们认为从血根草中提取的红色汁液能解决血液问题,而岩石中生长出的虎耳草能治疗肾结石。被毒物咬伤也可通过这种方式治疗:朱草的蛇形种子可以治愈蛇毒;天蝎草能缓解蝎子的蛰伤。只要形状类似,即使从疟疾等传染性疾病肆虐的地区生长出的植物,也可作治疗之用。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学说不仅无法治疗疾病,还可能将人置于危险境地。蘑菇切片后像耳朵,但不意味着你吃了它就能治耳朵痛。如果选错蘑菇,你可能付出更大代价。

    这种学说不能尽信,但在某些文化中确实担任过不可或缺的角色。

    “植物的形状是上帝给予的指引”

    早在形象学说突然出现在西方世界前,从亚洲到美洲的人民就已开始实践了。布莱德利·C·班纳特在论文《形象学说:另类解读药用植物的发现和知识传播?》中提到,印第安部落切诺基人认为马齿苋的茎像蠕虫,因此可以治疗寄生虫病。

    形象学说第一次出现在西方,是由杰出的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提出的,但他的想象力太奔放,常常超越事实。16世纪,德瑞混血的医生帕拉·塞尔苏斯也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论述,声称“人类无法感知草药的外部和内部的物理结构,却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它们的形状”。

    在16、17世纪,形象学说普遍存在于西方。班纳特认为,这种学说无疑是神学的一支:上帝仁慈,创造了类似于人体器官的植物,以此为线索指引人们。如果你没能领会,上帝就会想方设法迫使你找到。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1667年出版的诗歌《失乐园》中写道:“天使长米迦勒使用小米草的花,治愈了亚当的眼部感染。”

    英国植物学家威廉·科尔斯在这首诗出现的10年前就提出,“虽然罪恶与撒旦令人类饱受疾病困扰,但上帝有怜悯之心。他让满山遍野的植物能够治愈人类的疾病,并赋予它们特别的形状,以供人类辨认。”

    牵牛花叶子治不好心脏病

    这种神学论调很有问题,因为它假定宇宙是为人类而生,而后为方便治愈人类,才有草药问世,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是地心说的一种体现,而后者已在16世纪被哥白尼推翻了。

    此外,形象学说还存在一个突出的主观性问题:你可能觉得这颗植物看上去像肾脏,而我觉得它代表肝脏。

    班纳特不准备反驳这个理论,而是用事实说话。在论文中,他尝试验证类似心脏的植物能否治疗心脏疾病。寻找各种数据库后,他发现了2584种植物叶子呈心形,并从中随机选取81种。

    结果发现,仅有21种植物具药用价值,而其中仅仅3种能应用于强心剂。“数据清楚地反驳了心形植物能治疗心脏疾病的说法。”也就是说,“想治好心脏病,你可不要到处找牵牛花叶子吃”。

    甚至在形象学说最鼎盛的时期,也存在大量质疑的声音。16世纪,佛德兰医生伦贝特·多东斯认为它“绝对不能被认同”。即便是创立了同样荒谬的顺势疗法的塞缪尔·哈内曼,也强烈抨击形象学说。

    哈内曼在形象学说最流行的1825年,直言它几乎不可理解。“我将不遗余力地提醒那些老古董医生们,借由植物的形状和颜色判断其功效是愚蠢的做法,就好像睾丸形状的睾丸根能恢复男子精力,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形象学说无关疗效,有关记忆

    哈内曼和多东斯当然是正确的,但还是有些问题——形象学说确实发挥过作用,它并非一无是处。班纳特在论文中提到,切诺基人使用的形状类似蠕虫的马齿苋茎确实能控制肠道寄生虫;而天使长米迦勒的小米草被制成眼药后水,也的确能治疗眼部感染。

    这或许是巧合,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形象学说有时不被用于确定是否能医治某种病症,而是用于记忆,这令没有书面语言的地区受益匪浅。

    尽管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形象学说毫无科学依据,班纳特却从中找到了该理论在帮助人记忆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帮助人们记住什么植物对人体的哪部分有益。

    班纳特援引了秘鲁土著传承医学的事例。“在医学和口头传播系统中,记忆线索发挥着巨大作用。具有医学价值且容易让人记住的植物更能经历时光的考验,长久流传。”

    在欧洲也一样,形象学说往往应用于记忆已确定疗效的植物。班纳特提到了柳树皮的例子。牧师爱德华·斯通无意中尝了柳树皮,觉得味道和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十分相似。于是,他发现柳树皮也可治疗发烧、疟疾等病症。柳树多生长在潮湿土壤中,与爆发疟疾的环境相似,因此斯通得出推论:治疗疾病的方法肯定在病源附近。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形象学说是无稽之谈,更遑论在如今严格的临床标准面前,这种以神学为基准的论调更是无所遁形。因此,在2014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没有任何传播价值。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吃与大脑形状相似的核桃对脑部有益,这显然和“顺势疗法包治百病”一样毫无根据。这些都是已死去的理论,它们的“尸体”应被埋葬,以免再贻害世人。

    美国《连线》杂志

 

西方也曾流行“吃啥补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