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被“充公”的珍宝流落何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德政府曾有组织地没收境内的高价值收藏品，将其卖给西方以换取外汇。30年后，当年遭遇“抄家”的受害者，依然在为追讨家族财产奔走。

    拘捕艺术品收藏家，拍卖其藏品以筹集外汇，曾是东德政权鲜为人知的“生财之道”。和许多掩藏在柏林墙后的秘密一样，直到两德统一，此中内情才大白于天下。然而，近30年过去，许多受害者及家属仍在为找回传家宝或获得赔偿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无果而终。

    无稽罪名招来“抄家”

    1981年12月8日黎明，两个陌生人出现在维尔纳·施瓦兹家门口。不明就里的主人刚把门打开，便被不速之客一把扭住，随即得知自己“因逃税被捕”——来者宣称，施瓦兹欠税几十年，税款总额高达150万东德马克。此后数天，一群政府工作人员在施瓦兹家里翻箱倒柜，连结婚戒指、老照片和他女儿的玩具室都没放过。

    施瓦兹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罚款10万马克。更可怕的是，他因此失去了一切：金币、宝石和1967件古董及艺术品。在押期间，他一度试图自杀，最后被狱友救下。1984年，施瓦兹通过赎身重获自由，携家带口移民西德，生活在距汉诺威不远的镇上。

    那些没能离开东德的收藏家，则作为“腐败资产阶级的代表”，继续生活在恐惧中。

    “当时的普遍观念是，人们不能且不应拥有任何美好事物。”摄影师、记者京特·布鲁特克告诉德国《明镜》周刊，那些试图这么做的人根本没机会，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

    住在东柏林的医生、艺术品收藏家彼得·加尔克拥有相似的遭遇——同样是在黎明，同样是在自家公寓，同样被指控逃税，加尔克先是遭到羁押，财产也在此后被“充公”。

    将收藏家们逼进陷阱的不光有税务官员和检察官，还有东德情报机关“斯塔西”的特工。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每166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斯塔西”；平均每5~6人中，就有一名“斯塔西”的“告密者”。相比之下，连二战时的盖世太保都显得“保守”。

    这些当局派出的“宝藏猎人”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一切值钱的古玩和艺术品，包括巴洛克式家具、画作、瓷器和银器……自然地，加尔克的居所成了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他们把糖倒出锡罐，把花从花瓶里扔掉，连旅游纪念品和小礼物都不放过，连一把椅子都没留下。”1978年2月那个灰暗的清晨后，加尔克之妻丽塔再也没见过丈夫。

    “来看看我吧，看看我！想尽一切办法！”加尔克曾经从监狱中给亲朋好友写信。但此后不久，丽塔就收到了他的死讯。据“斯塔西”的内部记录，加尔克生前被羁押在东柏林的“第235号拘留室”，出庭受审前夕，他用睡裤拧成绳索，将自己“勒死在了床上”。

    大批珍宝被廉价外销

    “我们总是入不敷出。”维尔纳·施瓦兹的遗孀芭芭拉表示，“什么都没了，哪怕一张照片，哪怕我们的婚戒。”如今，89岁的芭芭拉身居斗室，墙上的家人合影稀稀落落。

    遭遇“抄家”后的1986年4月，移居西德的施瓦兹去有名的百货商店KaDeWe闲逛。看到一座标价3.4万马克的落地钟，他的目光霎时间凝固了。

    “你从哪里得到它的？”他激动地问售货员，“这是我的！”从钟上雕刻的字母，施瓦兹一眼就认出了这座曾属于自己的老爷钟。

    “我花1.5万马克从东柏林的国有艺术与古董公司（K&A）买来的。”店主人回答，“西方商人经常从那儿大批买进便宜货。”

    此后多年，施瓦兹竭尽全力，试图让这座钟物归原主，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他的律师德特勒夫·古达特说，打官司期间，时任西柏林市长埃伯哈德打电话给古达特，称他“捅了马蜂窝”。施瓦兹被告知，市政当局害怕与东德发生冲突，要求他“不得乱找麻烦”。

    古达特出示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文件，其中“含有惊人的信息”。他指出，柏林墙于1961年建成后，西德设立了6000万马克的基金。多年间，这些钱被用来通过丹麦、荷兰、比利时的博物馆，秘密收购东德的文化资产。古达特相信，西德政客对此心知肚明。

    “在东德，国家是所有者。当然也存在私有财产，但国家财产更重要。”古达特告诉“德国之声”电台。他的言外之意是，任何个体都可能被贴上“国家敌人”的标签。

    东德统一社会党遗留的档案显示，1973年至1985年间，超过200名东德公民的收藏品被充公，进而遭转手出售。古达特认为，受牵连者的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个数字。

    关于施瓦兹那尊落地钟的法律纠纷，医学专家弗里德海姆·布克提供了部分佐证。

    1987年，一夜间家徒四壁、辗转来到西德的布克向法庭申诉称，许多东德收藏家遭到“残酷对待”，被当局出售的藏品非常“肮脏”，就此，“大家心知肚明，包括这里的商人”。

    最终，西德法院还是裁定施瓦兹败诉。事实上，在西方收藏家圈子里，可以花很少的钱从柏林墙对面得到艺术品是公开的秘密，但没有谁承认自己曾从东德收藏家的痛苦中获益。

    西方客户大发不义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K&A公司的司机约阿希姆·格拉夫，每隔几天便会驾车前往东柏林、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饭店，接上来自西德、荷兰、意大利和日本的艺术品爱好者，再将他们送到柏林以北半小时车程的小镇Muhlenbeck。

    1973年，K&A公司在此修建了几座大型展厅。由于靠近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这里成为各色“战利品”的展览厅。每天，10名司机源源不断地运来巴洛克式衣柜、樱桃木桌子和其他价值连城的古董，在2.1万平方米的大厅里摆放整齐，逐一贴上价签。

    每批客人都会在服务员带领下穿过一楼大厅，直奔特殊收藏品展区。在那里，他们有机会看到保存在明亮橱窗里的瓷器、珠宝和金币，另外两个房间分别堆满了画作和挂毯。

    德国艺术与法律研究所（IFKUR）的负责人尼古拉斯·科姆勒告诉“德国之声”网站：“这对买家来说太棒了。所有东西都来自‘不可能的地方’。”

    享受特别优待的大客户甚至获准在东德境内长途旅行，亲身体验“寻宝游戏”。当时，西德一家画廊的古董商爱德华·萨瓦蒂耶尔，就常常在司机带领下，拜会东德各地与K&A公司合作密切的经销商，有时还会前往建在村庄谷仓里的临时储存点。

    “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整个东德都是可以出售的，有点走火入魔了。”格拉夫回忆道。有时，他会带着西方顾客在一天内转遍半个国家。

    有时，格拉夫也会开着卡车，帮助当局的“宝藏猎人”到民间收藏家处“提货”——就在搜查令和逮捕令下达仅两三个小时后。受害者呼天抢地的场面，让他至今难以释怀。

    将幕后秘密一步步托出的头号关键人物，是站在K&A公司幕后的亚历山大·哥罗德科夫斯基。据称，此君与时任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关系密切，曾在外贸部门负责过商业协调。在那个特殊时期，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东德，哥氏堪称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据透露，如今已退出公众视线、在巴伐利亚湖畔隐居的哥罗德科夫斯基，曾通过大量出售文化艺术品，获得了东德当时迫切需要的外汇。正如《明镜》周刊所说，东德的经济形势越糟糕，K&A公司的重要性就越得到凸显，民间收藏家们的处境就越危险。

    另一方面，至少在1983年，西德情报部门就已了解东德有组织搜刮民间艺术品的情况，并将此事告知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不过，西德官方并未就此做出任何表态。

    追讨之路远未到尽头

    海因茨·迪赛堆满古董家具、瓷器和金银币的私宅，同样没能摆脱“斯塔西”的眼线。

    1972年，当局利用捏造的证据，指控迪赛逃税120万德国马克并将他逮捕。尽管指控最终被撤销，这位艺术家的藏品尽数落入K&A公司手中，迅即被出售给西方买家。

    柏林墙倒塌后，迪赛之子马提亚发现，他们家族的传家宝中，有一部分被收藏在图林根州的安格尔博物馆，而非私人所有。他试图找回这部分财产，但政府无意提供支持。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依法被保存在博物馆中的。”爱尔福特市负责文化政策的公务员塔玛拉向《明镜》周刊解释道。两德时期，他曾是东德“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2014年夏，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协商，马提亚总算追回了23件家族艺术品，其余54件仍被留在博物馆中。

    站在东德当局的立场，图林根州的鲁道夫·卡斯特纳，也许是让他们尴尬的查抄对象。

    二战时期，为了帮助犹太裔居民隐藏并保护珍稀艺术品，令其逃脱纳粹魔爪，卡斯特纳将它们藏在家中的一个空房间里。为了妥善保存，大部分包装纸箱从未被打开。

    然而，无孔不入的“斯塔西”还是听到了风声。尽管卡斯特纳对待纳粹统治的态度与东德官方的立场一致，K&A公司依然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艺术品据为己有，进而挂牌出售。

    K&A公司的评估师曾为该批价值120万马克的艺术品编号，其中包括雅各布·塞缪尔·贝克17世纪的画作、克里斯蒂安·罗尔夫斯的水彩画和陶器。许多作品都在不显眼处注明，其原本的主人是曾经住在爱尔福特周边地区的犹太裔居民。

    卡斯特纳已去世多年，其继承人并不打算公开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东德当局也从未尝试联系这部分艺术品原本所有者的后裔。如今，它们到底流落何方，就更无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