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35年后定罪红色高棉前领导人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4年08月13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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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农谢出庭接受宣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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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森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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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民众通过电视收看庭审 |
8月7日，柬埔寨特别刑事法庭判决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和前总统乔森潘犯下反人类罪，处以终身监禁。
宣判时，88岁的农谢和83岁的乔森潘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波动。但在法院之外，红色高棉的幸存者们热烈鼓掌、泪流满面。这份来之不易的正义，他们已等待了35年。
红色高棉高官被判有罪
帕永利蜷缩在四面透风的小木屋中，在秘密日记上记录红色高棉统治下的饥饿、迫害和恐惧。
帕永利知道，一旦这本日记被发现，他性命不保。在那个学校停课、老师挨罚、视知识和文化为威胁的年代，这位曾经的柬埔寨督学甚至很难找到纸和笔。他将日记藏在粘土花瓶中。
“为什么我要像猫狗一样死在这里，没有原因，没有意义？”他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时隔40年，这个问题仍困扰着柬埔寨人。
帕永利没能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但他的日记做到了。这本日记成为证明红色高棉罪行的卷帙浩繁的文件中的一部分，在对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和前国家主席乔森潘的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7日，柬埔寨特别刑事法庭（ECCC）判决农谢和乔森潘犯下反人类罪，处以终身监禁。ECCC发言人拉尔斯·奥尔森称，对柬埔寨人民和法律体系来说，这都是“历史性的一天”。
1975~1979年，在红色高棉“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期间，约200万人死于饥荒、劳累、缺医少药或者被执行死刑，数量占当时总人口的1/4。
去年，帕永利的日记重见天日。加上它，受害者和幸存者留下来的一手记录只有4本。美联社称，这本日记在当代有特殊意义：1979年后出生的人对红色高棉缺少直观的认识。
“人们忘记了我们当年的苦难。”幸存者尤张说，他的腿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捆绑留下的伤疤，“现在很难让年轻人明白挨饿的感觉了。”
正义来得艰难
2006年联合国出资设立ECCC时，人们曾满怀希望地认为，柬埔寨直面其血腥历史的时机到了。然而，ECCC漫长而曲折的设立过程令人灰心丧气。《华盛顿邮报》称，部分阻挠来自现任总理洪森，他曾是红色高棉的士兵。
设立ECCC的设想在1999年就已提出，真正的审讯却到2011年才开始。此前，ECCC花了两亿美元，却只为一个被告定了罪：红色高棉的典狱长康克由2010年被判35年有期徒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疾病和死亡让很多红色高棉的高官逃脱了审判。最初，与乔森潘、农谢一起受审的还有红色高棉的外交部长英萨利，他于2013年3月去世。英萨利的妻子英蒂利曾任红色高棉的社会事务部长，因为老年痴呆，在2012年被认定不适宜接受审判。至于红色高棉的最高领袖波尔布特，已在1998年去世。
2011年11月诉讼开始后，年逾80的乔森潘和农谢也曾多次住院。乔森潘因为廉洁而被称为“干净先生”，农谢是波尔布特的副手。他们被检察官威廉·史密斯描绘为“用残忍的暴力和恐惧控制柬埔寨的独裁者”。法官聂农在宣判词中称，两人执政期间通过屠杀、酷刑、种族灭绝和宗教迫害，使柬埔寨成了“恐怖国家”。
两人否认一切控罪。乔森潘承认存在屠杀，但他将责任推给了波尔布特标榜的极端共产主义。2013年，他在最后陈述中自称为“没有任何实权的”傀儡元首，并没有下令处决任何人，所有指控都是“谣传”。
“你们认为我应该知道一切、明白一切，并且干预和纠正局势。说起来容易。你们以为我愿意看到发生在人民身上的一切吗？”乔森潘说。
每次都戴着墨镜出现在法庭上的农谢，只愿意接受200万人丧生的“道德责任”。去年他在审讯中声明，自己从未要求士兵“虐待或者杀人、剥夺他人的食物或者种族屠杀”，但他“愿意向公众、受害者及其家属和所有柬埔寨人诚挚道歉”，并表示会为逝去的灵魂祈祷。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农谢和乔森潘是首批被追究责任的红色高棉最高层领导人。农谢的律师指责判决不公平，“我的当事人对于很多罪行根本不知情”。两人的律师都表示将要上诉。
“手中没有权力时，他是个好人”
当农谢和乔森潘被判终身监禁时，在柬泰边境一座佛塔内观看直播的民众没人鼓掌。隔着垫子坐在地上的居民三心两意地听着电视里的法官宣读判决书，不是与身边的亲友聊天，就是低头盯着手机。
柬埔寨文献中心在全国搭建了20块这样的屏幕，希望引起人们对讳莫如深的红色高棉历史的关注。但是，拜林省宝塔寺内的这块放映屏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拜林是红色高棉起义的地方，政权败落后，红色高棉许多前领导人选择在那里度过余生。
认识农谢和乔森潘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要么认为他们无辜，要么觉得他们年事已高，不该被判刑。另一些人因为ECCC的腐败和低效，对其失去了兴趣。
观看判决时，席克鲁的义肢就放在身边的垫子上。这位65岁老人曾是政府军士兵，后来被红色高棉收编。上世纪80年代平息地方叛乱时，他踩到地雷，失去了一条腿。席克鲁有亲戚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丧生，但在拜林的生活让他用独特的视角观看这场审讯。
他说，审判是公正的，但自己理解人们不希望农谢坐牢的心情。
席克鲁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描述了在拜林生活的农谢，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他想了想，纠正道：“当他手中没有权力的时候，他是个好人。”
在佛塔寺内观看审判的人，有些是红色高棉时期的亲历者，有些当时还没出生。36岁的奥波兰是警察，自称是农谢的孙女婿，他搞不懂人们为什么要让农谢坐牢，更不相信他犯下了反人类罪。“他洁身自好，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奥波兰说，当地人很尊重农谢，称之为“爷爷先生”。“在这里人们都爱他。在拜林，人们认为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是可敬的。”
61岁的村干部胡步恩在1973年加入红色高棉，两年后，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胡步恩自称从未杀过无辜的人，在ECCC的审判开始后，才了解红色高棉政权的真面目。他自称多次打算逃离红色高棉投奔政府，却没有成功，并且赞扬终身监禁的判决合理而且必要，可以为后来人树立标杆。
当周围的人逐渐散去，胡步恩确保没人听到，才悄悄告诉《外交政策》杂志，自己对判决心有戚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提到，农谢当权时干了些好事，比如打击偷窃和争取平等。“但是，”胡步恩赶快正色补充，“他还是杀了人。”
“保证悲剧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重演”
72岁的林化学一直担心ECCC的人会突然出现在她生活的平静村庄，将她逮捕。她是ECCC登记在册的嫌疑人，被认为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主导了内部清洗，导致数万人死亡，是除最高级领导人外需要为红色高棉罪行负责的5个人之一。林化学辩称，她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并没有个人动机。
“我希望ECCC保证就此住手，不再继续调查，这样我们就能过上幸福平静的生活了。”林化学告诉《金边邮报》，“如果他们不及时住手，只会让红色高棉的阴影回来，影响那些还活着的红色高棉分子。”
这番话代表了很多红色高棉前任成员的心声。虽然特别法庭宣布只追究高层官员的责任，那些低级官员和普通干部仍然惶惶不安，担心被清算。
观看了对农谢和乔森潘的庭审后，林化学担心受害者家属会将她告上法庭。她被自己脑中家人看着她被拖上被告席的画面深深困扰。“我根本就不会去法院。就算他们的人来抓我，我又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上法院？”林化学一遍遍念叨着。
这种担心并非无中生有。ECCC对两名前高官的判决并没有浇灭受害者家属的怒火。“我心中仍然充满愤怒。”75岁的孙蒙对美联社说。她的丈夫和4个孩子都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饿死了。
“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应该下地狱，而不是在牢房里吹空调。”柬埔寨文献中心的尤张说。
也有受害者家属认为，判决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重要。“关键是向那些策划和下命令的人追究责任，”由10名受害者家属组成的人权联合会在宣判后告诉英国《卫报》，“我们终于可以哀悼亲人了。”
法庭外，幸存者尤张告诉BBC，对很多人来说，“正义来得太晚”，但重要的是，正义总算来了。“年轻人要吸取教训，才能保证悲剧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重演，不仅是柬埔寨。”
8月7日，柬埔寨特别刑事法庭判决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和前总统乔森潘犯下反人类罪，处以终身监禁。
宣判时，88岁的农谢和83岁的乔森潘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波动。但在法院之外，红色高棉的幸存者们热烈鼓掌、泪流满面。这份来之不易的正义，他们已等待了35年。
红色高棉高官被判有罪
帕永利蜷缩在四面透风的小木屋中，在秘密日记上记录红色高棉统治下的饥饿、迫害和恐惧。
帕永利知道，一旦这本日记被发现，他性命不保。在那个学校停课、老师挨罚、视知识和文化为威胁的年代，这位曾经的柬埔寨督学甚至很难找到纸和笔。他将日记藏在粘土花瓶中。
“为什么我要像猫狗一样死在这里，没有原因，没有意义？”他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时隔40年，这个问题仍困扰着柬埔寨人。
帕永利没能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但他的日记做到了。这本日记成为证明红色高棉罪行的卷帙浩繁的文件中的一部分，在对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和前国家主席乔森潘的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7日，柬埔寨特别刑事法庭（ECCC）判决农谢和乔森潘犯下反人类罪，处以终身监禁。ECCC发言人拉尔斯·奥尔森称，对柬埔寨人民和法律体系来说，这都是“历史性的一天”。
1975~1979年，在红色高棉“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期间，约200万人死于饥荒、劳累、缺医少药或者被执行死刑，数量占当时总人口的1/4。
去年，帕永利的日记重见天日。加上它，受害者和幸存者留下来的一手记录只有4本。美联社称，这本日记在当代有特殊意义：1979年后出生的人对红色高棉缺少直观的认识。
“人们忘记了我们当年的苦难。”幸存者尤张说，他的腿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捆绑留下的伤疤，“现在很难让年轻人明白挨饿的感觉了。”
正义来得艰难
2006年联合国出资设立ECCC时，人们曾满怀希望地认为，柬埔寨直面其血腥历史的时机到了。然而，ECCC漫长而曲折的设立过程令人灰心丧气。《华盛顿邮报》称，部分阻挠来自现任总理洪森，他曾是红色高棉的士兵。
设立ECCC的设想在1999年就已提出，真正的审讯却到2011年才开始。此前，ECCC花了两亿美元，却只为一个被告定了罪：红色高棉的典狱长康克由2010年被判35年有期徒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疾病和死亡让很多红色高棉的高官逃脱了审判。最初，与乔森潘、农谢一起受审的还有红色高棉的外交部长英萨利，他于2013年3月去世。英萨利的妻子英蒂利曾任红色高棉的社会事务部长，因为老年痴呆，在2012年被认定不适宜接受审判。至于红色高棉的最高领袖波尔布特，已在1998年去世。
2011年11月诉讼开始后，年逾80的乔森潘和农谢也曾多次住院。乔森潘因为廉洁而被称为“干净先生”，农谢是波尔布特的副手。他们被检察官威廉·史密斯描绘为“用残忍的暴力和恐惧控制柬埔寨的独裁者”。法官聂农在宣判词中称，两人执政期间通过屠杀、酷刑、种族灭绝和宗教迫害，使柬埔寨成了“恐怖国家”。
两人否认一切控罪。乔森潘承认存在屠杀，但他将责任推给了波尔布特标榜的极端共产主义。2013年，他在最后陈述中自称为“没有任何实权的”傀儡元首，并没有下令处决任何人，所有指控都是“谣传”。
“你们认为我应该知道一切、明白一切，并且干预和纠正局势。说起来容易。你们以为我愿意看到发生在人民身上的一切吗？”乔森潘说。
每次都戴着墨镜出现在法庭上的农谢，只愿意接受200万人丧生的“道德责任”。去年他在审讯中声明，自己从未要求士兵“虐待或者杀人、剥夺他人的食物或者种族屠杀”，但他“愿意向公众、受害者及其家属和所有柬埔寨人诚挚道歉”，并表示会为逝去的灵魂祈祷。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农谢和乔森潘是首批被追究责任的红色高棉最高层领导人。农谢的律师指责判决不公平，“我的当事人对于很多罪行根本不知情”。两人的律师都表示将要上诉。
“手中没有权力时，他是个好人”
当农谢和乔森潘被判终身监禁时，在柬泰边境一座佛塔内观看直播的民众没人鼓掌。隔着垫子坐在地上的居民三心两意地听着电视里的法官宣读判决书，不是与身边的亲友聊天，就是低头盯着手机。
柬埔寨文献中心在全国搭建了20块这样的屏幕，希望引起人们对讳莫如深的红色高棉历史的关注。但是，拜林省宝塔寺内的这块放映屏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拜林是红色高棉起义的地方，政权败落后，红色高棉许多前领导人选择在那里度过余生。
认识农谢和乔森潘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要么认为他们无辜，要么觉得他们年事已高，不该被判刑。另一些人因为ECCC的腐败和低效，对其失去了兴趣。
观看判决时，席克鲁的义肢就放在身边的垫子上。这位65岁老人曾是政府军士兵，后来被红色高棉收编。上世纪80年代平息地方叛乱时，他踩到地雷，失去了一条腿。席克鲁有亲戚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丧生，但在拜林的生活让他用独特的视角观看这场审讯。
他说，审判是公正的，但自己理解人们不希望农谢坐牢的心情。
席克鲁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描述了在拜林生活的农谢，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他想了想，纠正道：“当他手中没有权力的时候，他是个好人。”
在佛塔寺内观看审判的人，有些是红色高棉时期的亲历者，有些当时还没出生。36岁的奥波兰是警察，自称是农谢的孙女婿，他搞不懂人们为什么要让农谢坐牢，更不相信他犯下了反人类罪。“他洁身自好，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奥波兰说，当地人很尊重农谢，称之为“爷爷先生”。“在这里人们都爱他。在拜林，人们认为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是可敬的。”
61岁的村干部胡步恩在1973年加入红色高棉，两年后，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胡步恩自称从未杀过无辜的人，在ECCC的审判开始后，才了解红色高棉政权的真面目。他自称多次打算逃离红色高棉投奔政府，却没有成功，并且赞扬终身监禁的判决合理而且必要，可以为后来人树立标杆。
当周围的人逐渐散去，胡步恩确保没人听到，才悄悄告诉《外交政策》杂志，自己对判决心有戚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提到，农谢当权时干了些好事，比如打击偷窃和争取平等。“但是，”胡步恩赶快正色补充，“他还是杀了人。”
“保证悲剧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重演”
72岁的林化学一直担心ECCC的人会突然出现在她生活的平静村庄，将她逮捕。她是ECCC登记在册的嫌疑人，被认为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主导了内部清洗，导致数万人死亡，是除最高级领导人外需要为红色高棉罪行负责的5个人之一。林化学辩称，她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并没有个人动机。
“我希望ECCC保证就此住手，不再继续调查，这样我们就能过上幸福平静的生活了。”林化学告诉《金边邮报》，“如果他们不及时住手，只会让红色高棉的阴影回来，影响那些还活着的红色高棉分子。”
这番话代表了很多红色高棉前任成员的心声。虽然特别法庭宣布只追究高层官员的责任，那些低级官员和普通干部仍然惶惶不安，担心被清算。
观看了对农谢和乔森潘的庭审后，林化学担心受害者家属会将她告上法庭。她被自己脑中家人看着她被拖上被告席的画面深深困扰。“我根本就不会去法院。就算他们的人来抓我，我又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上法院？”林化学一遍遍念叨着。
这种担心并非无中生有。ECCC对两名前高官的判决并没有浇灭受害者家属的怒火。“我心中仍然充满愤怒。”75岁的孙蒙对美联社说。她的丈夫和4个孩子都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饿死了。
“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应该下地狱，而不是在牢房里吹空调。”柬埔寨文献中心的尤张说。
也有受害者家属认为，判决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重要。“关键是向那些策划和下命令的人追究责任，”由10名受害者家属组成的人权联合会在宣判后告诉英国《卫报》，“我们终于可以哀悼亲人了。”
法庭外，幸存者尤张告诉BBC，对很多人来说，“正义来得太晚”，但重要的是，正义总算来了。“年轻人要吸取教训，才能保证悲剧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重演，不仅是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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