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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3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海归应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改造

廖奔 《 青年参考 》( 2014年07月30日   02 版)

    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常青藤中国论坛上的发言,已经本人审阅。

    留学生当然都有自己的专业,可以科技报国、实业兴国,自不待言。然而我们有没有公共使命呢?当下中国,我认为国民性改造仍然是第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想要堂堂正正站立在世界上,必须彻底改造国民性。

    从最初留学到今天,中国的留学生大约已经经历了五六代。中国历史上没有留学的传统,唐朝是日本遣唐使和西域人来留学。明代国门是关闭的,所谓“闭关锁国”,出去的人杀头。因为天朝物产丰富、自给自足,不需要到外面去,父母在不远游,私自出海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会勾结海盗来打劫。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是自在存在,是外在于当时世界的存在。

    晚清落后挨打后,洋务运动展开,清政府开始官费输送留学。第一代留学生容闳创设幼童留美计划并长久实施,为大清帝国认识真实的世界建立功勋,出了许多器物方面科技人才、军事人才。

    甲午海战战败后,人们开始探讨国家体制和国民性问题。严复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哲学、思想著作,著名的如《天演论》等,拥有了大量的读者。人们开了眼界,才懂得生存竞争的概念。这个概念完全和统治中国人的老庄哲学相背离,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理——以往我们把它理解为强盗逻辑。然后改良运动失败了,他们认识到国民性的落后。

    第二代留学生是民国以后出去的,回来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化、科技、学术的大厦,开始改造国民性,发起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郭沫若和大批革命者,直至引发20世纪的中国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国前后回来的留学生,是为第三代,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世界性封锁中建立起与西方相抗衡的科技和学术体系,迅速提升国家硬实力,于是两弹一星上天。

    改革开放后出去的是第四代留学生,他们成为今天社会改革发展的中坚。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自在存在了,所以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留学生出去,又引进来。这一代成为今天中国崛起的骨干力量,已经或正在完成历史使命,但在国民性的问题上是失望了。

    留学生当然都有自己的专业,可以科技报国、实业兴国,自不待言。然而我们有没有公共使命呢?

    当下中国,我认为国民性改造仍然是第一任务。当年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抨击国民性,批判阿Q的自私、狭隘、愚昧、小肚鸡肠、小农经济思想,引导了国民的放开眼界、清醒认识外界变化、清醒认识自己位置,于是有了民族的努力方向。

    落后的国民性制约了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世界有目共睹。但眼下来到发展瓶颈。瓶颈是什么?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发展放缓?那不单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深层次问题,我认为,就是次生性文明造成的落后的国民性,它给了我们最大束缚。

    中国旅游团的世界性作恶,你们一定深有体会。垃圾和混乱的制造者、目空一切的放肆喧哗者、不懂礼貌出言不逊者、气壮如牛又色厉内荏者、胡乱违规又用人情打点过关者,走到哪里都给人一副暴发户嘴脸。这些扭曲了中国人的形象,加重了世界对于“黄祸”的恐惧。结果是什么?是全球对中国的抵制。现在全世界一方面依赖于“中国制造”的价廉,一方面又咬牙切齿于中国风的泛滥。

    在国内,国民性的束缚就无所不在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从来不缺乏聪明才智、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坚韧不拔;缺的是什么?是创造性。原因呢?国民内耗。

    先说创造性的被扼杀。我们的应试教育从小要按照老师的标准答案背下来,长大了以后呢,又要按照上级的指示背下来,否则就行不通,你就无法立足和做任何事情。这种国民性的危害,大家知不知道呢?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为什么不改呢?谈何容易!

    在我们金字塔结构、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里,你不是自由存在的个体,每一个人都在体系中确定一个固定的位置,不可越雷池一步。对上一定要毕恭毕敬,对下或许是凶神恶煞。在各种场合,排座次,走先后,轮着谁开口,不敢乱说乱动。培养的是什么?奴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就尖锐地批判过中国人的奴性——扼杀创造性。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谦虚,它的反面则是虚伪。因为社会经验告诉我们,不要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不要多说话,说多了不知道哪一句就会得罪谁,躺着就会中枪。你只好委婉地、左顾右盼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不就是虚伪吗?你要说什么,明白说就好了。不行,弯弯绕。我想得到一个职位,不去明着争取,却暗地里给有可能是竞争对手的人下绊子。晚清时外国人就说,跟中国人很难打交道,总是弄不明白他们声腔语调、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弄到中国的文件情报,长篇累牍都是套话,真正意思藏在哪儿?

    西方按规矩行事,中国规矩下面还有潜规则,后者才是真实支配者。潜规则的一个最大据点即人际关系、人情网,熟人好办事,所以要托人。人托人,比后台谁更硬,全国连成人与人的大网,进入关汉卿所谓“千层锦套头”,在里面拳打脚踢全不管用,使劲儿全白瞎。昆虫进入蛛网,越挣扎越紧缚,只能随它去,创造力就销蚀了。

    曾看见外国人忧虑中国年轻人考公务员热,说是都不趁年轻去企业干创造性工作,都来做这种递个文件端个茶水的常例性工作;谙熟了潜规则,一个民族就没希望了。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现在大家在总结,甲午海战中国之败,非败在技术装备,而败在体制限制、动员机制、军队素质、国民精神。

    今天的中国想要堂堂正正站立在世界上,必须彻底改造国民性。

    留学生走出去了,看了世界,回来就有了文化反差,有了种种不适应,每一代人都有。第三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归国学子感受最强烈,因为他们回来就被抛进一场接一场的运动,而周围的人又不理解他们。因为当时翻身做主的劳苦大众根本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们的人生成了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在外面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回来国人又不接纳他们。现在的情形当然好多了,国人比较了解世界了,归国留学生回来的越来越多,也向中国提供了世界的更多信息。所以,留学生们比较容易融入环境了。

    留学生有了海外经历,看了世界,尝试了西方文化,有了比较,也知道了我们国民性的弱点所在,回来就会比较清醒。建国初回来的人,都知道自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什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回来的人,也都清楚自己的历史责任。我这一代当然知道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但说实话,当初并没有认识到它的艰巨程度。因为奋斗来奋斗去,收获不大,才知道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一生对国民性中落后的成分深恶痛绝,但左冲右突难有作为,今天早已随波逐流。希望,在如今的年轻人身上。

    今天的留学生遇到了较好的环境。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大学毕业生比例日高;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也改变了以往中国人“洞中才一日,世上一千年”、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在摒除国民性中的许多恶习;许多家庭中的子女正在教育父母如何成为现代公民、如何成为世界公民——什么叫专制,什么叫民主;什么叫独裁,什么叫协商;什么叫压制,什么叫平等;什么叫束缚,什么叫自由。中国的文化土壤正在改变。

    日本人改造国民性用了较短的时间。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传统观念牢固,因而任务要艰巨得多。加上中国多年被封锁在世界之外,增加了与外界的隔膜感和陌生感,甚至是抵制和仇恨。

    我们要掀翻头上制约中国前进的大山,还有待于更多归国学人的长期和共同努力。我认为,这是留学生比专业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改变自己。

 

海归应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