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政府向“权色交易”宣战

    在中国的新一轮反腐运动中，对社会价值观具有相当冲击力的热门词汇“通奸”，格外引人注目。2014年1月至今，已有17名官员被通报“与他人通奸”。

    《印度斯坦时报》认为，通奸行为一经查出，几乎等同于将被开除党籍，这意味着中国的反腐运动继续深入。《华盛顿邮报》则称，中国政府整治官员通奸，表明已开始向通奸背后的“权色交易”出重拳。

    指控官员通奸“率直得令人震惊”

    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曾接触过一位26岁的中国女人，长长的黑发，穿名牌衣服，行动间柳腰款摆。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只说情人是企业高管，自己在耳濡目染间深谙腐败的种种内情。

    “商人与官员联系密切。”她说，“一位政府官员总向我男朋友要钱，这次，他提出让他帮忙找一个情妇。”

    政府官员的情妇们通常低调得多。尽管2007年的政府报告揭露出一个惊人的数字：90%有腐败丑闻的官员都包养情妇，而且很多时候不止一个。

    婚外情也许令人不快，但中国法律并不禁止普通公民对婚姻不忠的行为。路透社称，大多数时候，它被视为私密的婚姻问题和配偶间的个人纠纷。无论“单位”还是社区委员会，其实都没有权力对婚外情横加干涉。

    然而，正如BBC所说，在中国公众眼中，情妇已成腐败的重要象征。人们相信，如果没有窃取公共资金，官员没有能力为情妇买车、买房。

    长期以来，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生活糜烂”等相对模糊的说法，被用于描述官员的婚外情。它们更委婉含蓄，也显得不那么粗俗，但其中的内涵人人心照不宣。相比之下，新加坡亚洲新闻网认为，通奸一词简直“率直得让人有点迷惑”、“令人震惊”。

    去年高调接受审判的薄熙来和王立军，被指控“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被曝有包括“演员、护士、服务员”在内的18名情妇，被形容为“道德败坏”。

    2014年6月，在中纪委宣布涉嫌贪污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前副总经理戴春宁的罪状时，“通奸”这个词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等此后落马的高官，全部具备“与他人通奸”的“头衔”。

    “霸气外露”的“通奸”一出，其他各路说法很快销声匿迹。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贪腐官员从上到下都通起奸来。

    金钱、权力与美色密不可分

    包养情妇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

    中国性学家李银河称，中国古代的皇帝以三宫六院著称，妾的历史在中国的文化记忆中十分清晰，许多中国男人表示，愿生活在封建时代。

    “许多中国男性都有皇帝情结。”她告诉英国《独立报》，“这意味着可以拥有很多女人，这让他们感到自豪。他们认为，女性是成功的战利品。”

    美国《大西洋月刊》认为，通奸属于道德范畴，但它通常表现为一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男性来说，通奸的机会要么来源于金钱或权力，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金钱的富足和权力带来的膨胀感，让中国特权阶级能够负担得起情妇这件“奢侈品”。“包二奶就像打高尔夫球，”深圳某房地产开发商告诉《纽约时报》，“都只是昂贵的爱好而已。”

    中国婚姻家庭事务咨询及研究中心主任舒心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许多中国人将婚外情视为成功的象征。

    这样看来，尽管网友直呼“她们的老板一定口味很独特”，许多年龄在41~60岁之间、其貌不扬的女官员从事性交易，也就并不奇怪了。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援引政府数据称，2013年前11个月，女性官员贪腐案件数量比2009年增加了33%。2014年上半年，12名女性官员成为反腐败调查人员的目标。这些看起来朴实的女官员，虽然并非“情妇界”的主流，但仍能在中国官员的腐败“事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并获得巨额非法收入。

    BBC报道称，中国性丑闻的特殊之处在于，官员用公共资金为他们的情感生活买单。

    《华盛顿邮报》报道，去年6月，26岁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纪英男在微博上爆料，其情人是原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悦，两人在同居期间花费上千万元。很显然，这远非范悦的工资能承担的。

    以恶制恶的“情妇反腐”虽非长久之计，但无疑证实了情妇在腐败及反腐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堕落与通奸之间，仅“一人之隔”？

    “通过一个词的流行，证明党纪严于国法。”在其官网文章中，中纪委严肃指出，通奸属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

    被定义为“已婚人士与配偶之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的通奸，虽然在中国法律中没有被明确涉及，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对它有明确规定，可能被处以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甚至开除党籍的处分。

    7月20日，据新华社报道，中组部提出政府官员面临“丧失信念、道德沦丧”的问题，应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合众国际社认为，长期以来，共产党员都被认为应成为“高尚、纯洁、善良、放弃低级趣味”的道德典范，必须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被指控通奸的官员将背负公众的道德谴责，因为它是比‘道德败坏’严重得多的指控。”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告诉香港《南华早报》。

    他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奸这个词平实、朴素、易于理解，且充满感情色彩。中国政府希望借此唤起公众进行道德评判的热情。

    历史学者章立凡指出，措辞转变是政治策略，“通奸具有贬损人格的特性，使用这个词替代婚外情，更容易使公众产生‘该官员应被严厉惩处’的想法”。

    不过，所谓的通奸与道德败坏到底有没有区别呢？法新社援引一位中纪委匿名官员的解释称：“堕落的生活方式表示有3个或3个以内的情妇，通奸则意味着情妇数量超过3人。”看来，道德败坏与通奸之间，似乎只有“一人之隔”。

    反腐斗争应“制度化”

    官方论调的明显变化，让《华盛顿邮报》疑惑，此举是否在试图影响公众舆论。

    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Johnny Lau Yui-siu则将措辞的转变理解为，中国政府试图澄清政治斗争的传言，表明反腐行动针对的确实是腐败。

    “考虑到广为流传的传言，中纪委需要对落马官员提出一个更具体的指控，而不是大而化之的‘违反党纪’，并以此来说服公众，官员不是权力斗争的替罪羊。”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玉凯（音）告诉英国《卫报》，中国无疑非常重视此次反腐运动。

    7月16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宣布对全国31省市区开展全覆盖巡视，而且要“再杀个回马枪”，避免整改走过场。此后的通报中，“通奸”是否会再次出现，还有待观察。

    反腐在当前的中国仍是个重大课题。很多人相信，只有通过清理利益集团，中国才能实现其承诺已久且迫在眉睫的经济改革。

    香港评论员、专栏作家弗兰克·程告诉CNN，对通奸行为的惩处，体现了中国政府反腐斗争的决心，但中国社会需要的不只是这些，“政治体系需要一些改变”。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展江则向《卫报》表示：“目前，习近平利用他的个人能力去打赢这场反腐战争，下一步应使这些努力被制度化。”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建设独立的反腐机构，人们对其未来走向十分关注。

    “每朝每代都有反腐败运动。”章立凡补充道，“运动不能消除源自制度核心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