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维稳：机制与教育并行

    或许是因为政治教育流于形式的趋势过于明显，校方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建立了干部与学生会商、心理卫生监测和思想关节点引导的制度，劝导思想独特甚至“不健康”的学生回归主流。

    从北美到中东，学生一直是社会变革中的活跃力量。对拥有2000多座高校校园和2000多万高校学生的中国而言，执政者尤其关心高校的稳定。香港大学学者阎小骏以高校为切入点，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详解了中国高校维稳机制的运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对高校的监督深入到教室中。学生被半军事化地编入班级和年级，学术权威的地位降低，课程开始强调意识形态上的服从。教育本身也发生倾斜，由培养纯粹的知识分子，转变到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培养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更是在最高领袖的诱导下点燃了革命运动的激情。

    “文革”结束后，极左分子和运动领袖淡出高校的舞台，而校园管理也进入了“制度化”模式。由普通干部和教师组成的党支部、共青团和学生工作系统紧密配合，时刻观察着学生的思想动态。它们不仅接受校党委书记乃至省市高教工委的指导，也接收学生积极分子反馈的信息。

    最接近学生的管理机制是政治辅导员。根据教育部的资料，辅导员扮演着教师和政治干部的双重角色。其首要任务是监督学生的道德状况和意识形态。教育部规定，辅导员和学生的比例要控制在1比200。在有些校园里，辅导员甚至住在学生宿舍中，以便不间断地与学生接触。

    虽然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远去，意识形态的教育从未走远。自上世纪80年代末，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颇受中央领导重视。文科学生要完成315课时的政治教育，对理科生的要求则是210小时。中组部与教育部曾联合宣布，将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基本理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定为政治教育的核心。随着领导的更迭，政治教育也开始包括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现任或前任领导创立的观点。

    在正式的课程之外，学生还要面对日常的班会、团会、读书会等活动。此外，还存在针对高校的党校。在“敏感期”，学生可以被很快召集起来。比如革命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时，学校组织应急的政治课，防止敌对势力的渗透。此时，校方对学生团体活动的管理、学生积极分子对同学思想动态的观察以及网管部门对校园网络的监管也猝然升级。

    然而，研究者发现，一份2003年的调查显示，有76%的受访者对政治课强调的集体主义不甚感冒，这说明多数学生对于政治教育抱着走过场的态度。另外，2009年完成的一份调查显示，不少学生入党申请者追求的是物质生活而非纯粹的信仰。

    不过，学生思想的“去政治化”也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中国早已不再施行为大学生分配工作的政策，而高校的任务是为市场培养大量劳动力。多数学生不是关心政治的思想精英，而是充满不安和焦虑的求职者。或许正因如此，针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抓手：党员资格的审批。对部分学生而言，成为党员有着特殊的诱惑力，因为部分党政机关和国企在招聘时偏爱党员。此外，党员学生在申请“保研”时也占据优势地位。

    或许是因为政治教育流于形式的趋势过于明显，校方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建立干部与学生会商、心理卫生监测和思想关节点引导的制度，劝导思想独特甚至“不健康”的学生回归主流。

    研究者认为，稳定是任何希望健康发展的社会梦寐以求的。在机制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督导下，拥有超过2000万学生的中国高校不可谓不稳定。然而，稳定依赖的根本不是学生对现行意识形态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研究者由此认为，高校的状态或许是中国社会中诸多机构的缩影。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