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社会”的反思

    50年前林登·约翰逊提出了“伟大社会”构想。如今这一构想已无人问津。但人们应认识到，政府既不是猛兽，也非救星，而是良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0年前，林登·约翰逊宣布了他的“伟大社会”构想。这将是一个没有孩子挨饿、每个学童都有学上的社会，一个战胜了种族主义和不公正这两大古老恶魔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这将是一个国家能创造公正、提供机会的社会。

    大多数周年纪念日没有人注意就过去了，也理应如此。但这个周年纪念日很重要。“伟大社会”时代或许是美国人最后一次相信，政府真地能改善他们的生活。1964年大选中，约翰逊的对手是巴里·戈德华特，后者坚决主张政府最小化。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

    上世纪60年代也是欧洲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最先提出福利国家的是比阿特丽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等费边主义者（编者注：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逐步改良）。他们的理念最初在美国未受到重视。但先后经历了大萧条以及集体主义在二战中的成功后，国家计划最终流行了起来。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英国工党“新耶路撒冷”计划的美国民主党版本。就连“伟大社会”这个说法，也是从英国费边主义者格雷厄姆·沃拉斯那里“剽窃”来的。

    如今美国政治陷入僵局，约翰逊的“大政府自由主义”无人问津。上世纪70年代，“伟大社会”计划在对贫困、犯罪和不平等（还有越南）的“战争”中节节败退，自那以后，美国选民支持过罗纳德·里根（他曾说过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这样的保守派，也支持过比尔·克林顿（他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样的民主党人。如今，10个美国人中只有1个相信政客会做正确的事，而在约翰逊那个时代有60%的人持有这种信念。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美国的方式仍然是大政府。“伟大社会”的许多项目，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到国家艺术基金会，都得以存续。政府继续膨胀，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推动了政府的扩张。小布什增加政府支出的幅度，超过了约翰逊以来的任何其他总统。监管的触手伸向四面八方。西德尼·韦伯是理发师的儿子，若在今天，他也会感到万分惊讶，自己的母亲居然得先花一年时间学习剪吹手艺，才能在加州取得从事这一营生的牌照。

    欧洲政治同样已陷入僵局，情况或许比美国更甚。不久前不辞辛苦来到投票站投票的欧洲选民中，很少有人指望他们的政客能够拿出解决方案。然而欧洲仍然拥有庞大的福利国家：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指出，欧盟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GDP占全世界GDP的35%，社会支出占全世界社会支出的50%。事实上，在今年5月22日所在的这一周里，更重要的事件是西方福利国家诞生满百年，而不是“伟大社会”计划诞生50周年。福利国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专家的科学管理、以及类似亨利·福特工厂里的那种规模经济效应，真地可以实现平等和公平。如今这一概念已显得过时了。

    有关政府的有趣实验大多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进行。在新加坡，政府用远低于美国的成本，提供了质量好得多的公共服务。在巴西，政府推出了“有条件的”福利项目，能否享受福利取决于个人的表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社会主义”瑞典将政府支出与GDP之比从1993年的67%降到了49%，推出了教育券，并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让社会保障恢复了收支平衡。在美国，亮点在于一些市级政府，在那里，务实的市长们正在尝试引入科技。

    “伟大社会”计划有何替代方案？对共和党人而言，答案看上去很简单：缩小政府就行了。但这一本能反应面临两大问题。政府邪恶论意味着，政府永远不会当真缩小自己（新加坡的政府非常小，但最优秀的公务员享有200万美元的年薪）。并且在现实世界中，美国保守派有大政府瘾，因此美国税则中才会有总计1.3万亿美元的免税额，其中大多事实上让美国变成了富人的福利国家。

    对民主党人而言，问题更为严重。因习惯于向选民承诺越来越多的福利，他们面临一系列不光彩的选择：是（通过改善学校）为社会整体服务，还是保护公共部门工会（其中很多活动人士都是老师）？是向全体民众提供越来越吝啬的普惠福利，还是针对处境较差的人群提供扶持？

    这将是大西洋两岸未来政治的战场。这场战斗将不会像“伟大社会”计划那样激动人心。它的主题将是缩小政府，促进政府现代化，将养老金与预期寿命挂钩，以及将科技引入公共部门。

    但美国以及欧洲需要的是冷静的务实主义。政府既不是猛兽，也不是救星，而是良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和大多数组织一样，在专注于做好为数不多的几件事时，效率是最高的。

    （作者分别是《经济学人》主编和熊彼特专栏作家，两人刚刚出版《第四次革命》一书）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