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爱权”，等于放纵政府

    人民怠于行使自身的权力，势必导致作为代行者的政府扭曲变质。

    人质有时会爱上绑架他的人。同理，对某些囚禁我们的因素，我们也会紧抓不放。这些因素包括习惯、风俗、期待、规矩、日程……以及政府。我们为什么放弃自己的力量？可能是因为我们可以藉此免于决定和责任——逃避痛苦、逃避冲突的欲望引诱了我们。

    科林·威尔逊的科幻小说《心灵寄生虫》里，主角发现一些奇怪的寄生虫几百年来一直寄生在人类的意识当中，以意识为食，使意识逐渐耗损、受害、受拖累、害怕。凡是发现这种异常状态的人，都能够驱赶这些寄生虫。当然，这是一件危险而痛苦的任务。除去这种心灵寄生虫以后，他们才得以成为真正自由的人类，意气昂扬，力量强大。

    有时，个人的无力感是合理的。机会的剥夺与缺乏造成恶性循环，使人难以争得自由。政府则被视为一种避免痛苦与冲突的策略，它以很高的价格使我们免于责任。对大部分人而言，政府是我们的代理人，可以轰炸，可以课税；我们一出生，刚刚面对社群，它就免除了我们的责任；鳏寡孤独废疾者它一概照顾；它对着世界的匮乏施展无人格的慈善，替不曾拢身参与而不安的我们剥除集体的良心。政府取走了我们的权力，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意识。

    辛辛那提大学前副校长华伦·班尼斯说过一个故事：一天，他来上班时，发现办公室里挤满了学生；每个人都很愤怒——学校为了拓宽道路，砍倒了两棵珍贵的树木。

    追究起责任，他发现事情是这样的：砍树的人是替一个包工工作；这个包工是一个景观建筑师请的；这个建筑师替一个计划主任做事；这个计划主任的老板是大学发电厂的主管；这个主管又归财政兼管理副校长管；这个副校长对大学的建设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又对行政副校长负责。“我把他们全部叫来，结果总共有二十个人；每一个看上去都没有责任，我们都没有责任。官僚制度实在是漂亮的结构，让我们逃避责任和罪嫌。”

    这种逃避，班尼斯称之为“日常生活的春宫”。在许多相似的场合，官僚制度那支离破碎的决策过程远远偏离了现实，听我们的领导者讲话，“犹如隔着一层厚玻璃一样”。

    种种社会制度的失败使我们在政府身上堆积更多的责任。然而，政府刚好就是最大而无当的体制。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自治让渡给国家，强迫政府负担以前由社群、家庭、教会——亦即人民——负担的功能。很多社会责任都因为人民的怠惰而归还给政府。到最后，这种不自然的中央大集权，终将变得残废麻痹、偏离现实，难以回应人民的真实需求。

    □节选自《宝瓶同谋：大数据时代的思想聚变》，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作者 ［美］ 玛丽琳·弗格森 ○译者 ［台湾］ 廖世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