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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除了名字和入口处的雕塑，北京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工人体育场，已完全看不出其1959年兴建时的痕迹。它的周边充满了或华丽或低调的酒吧夜店，体育场外墙上方高高悬挂着演唱会的海报。
5月10日，北京国安与辽宁宏远在这里进行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球赛晚上7：30开始，《青年参考》记者提前3小时来到工体，发现附近的小吃店已坐满了身穿国安队服、准备进场看球的球迷。工体外的人行道变成了“绿色”市场，卖绿色的国安队服、围巾、纪念品的人与兜售饮料、报纸和小吃的商贩同样生意兴隆。
最抢眼的仍是成群结队涌向工体的球迷。
英国记者加布丽尔·杰弗从小在父兄的培养下看足球，来到北京后，她在中国球迷身上看到了家乡球迷的狂热。她观看的是北京国安与其老对手上海申花的比赛。
在美国“道路与王国”网站上，她写道：“无论进球失球，国安的支持者都一直在唱歌。即使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夜晚，也能看到他们的旗帜在亮如白昼的球场上空高高飘扬。他们的激情与痛苦和球队的胜负息息相关，这与英国球迷非常相似，其人数也完全能和英国球迷相比。”
工体的场均球迷人数超过英超
美国《体育画报》称，工体的球赛每场平均吸引4万名现场观众。这个数字不仅让中国篮协每场平均4300名观众的数字相形见绌，也超过了英超联赛现场观众的平均规模。美国“新共和”网站称，2011年，中国足协卖出了420万张球票。平均每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为17651。这一数字超过了亚洲任何联赛的观众数量。对一个20年前才首次拥有国家级足球职业联赛的国家来说，这已相当不错。
足球在中国的历史说长则长，说短则短。根据国际足联官网上的介绍，中国是足球的发源地。公元3世纪，中国就有了“蹴鞠”，堪称现代足球的原型。
现代中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始于1994年的甲A联赛。上世纪80年代对欧洲足球联赛的转播，激起了中国人看本国球员比赛的欲望。第二赛季时，甲A已有5亿电视观众，每场比赛的现场观众平均有2.4万人。
但绿茵场下的闹剧，让中国足球的良好开端黯然失色。贿赂、赌球以及内定比赛结果，都让中国足球蒙羞。赞助商先后撤资，现场的观众经常高呼“假球”。而通过电视和在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数，都在直线下降。
2004年，甲A变身“中超联赛”，希望给这项让中国人爱恨交加的运动寻找新的起点。但球场腐败并没立刻消失，经过2009年的大规模“清洗”，12支球队被罚款甚至除名，超过50名球队高层被捕入狱。
美国《赫芬顿邮报》称，中国的足球始终无法达到人们期望的高度，腐败只是表层原因。作为足球大国的巴西、阿根廷和意大利，也时有内定比赛结果的丑闻传出。制度性的不稳定让很多球队频繁更换东家、名字和体育场，在赛季中频繁更换教练更是常事。英国记者杰弗称，中国足球在如此不稳定的状态下，如何凝聚球迷是个问题。然而，很多中国球迷始终保持着信心。
足球：地区主义情绪的出口
在国安与申花的比赛开始前，杰弗进入附近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发现身边都是国安球迷。他们身上的绿色球衣是他们忠诚的标记。张高铭（音）告诉杰弗：“我可以在电视上看，但体育场的气氛要好得多。”
张国铭最担心的是国安能否在本赛季拔得头筹。此前，国安只赢过一次联赛冠军，通常都排在第三名。但他仍充满信心：“我们有一首《国安争第一》的歌。客场球迷笑话我们，说我们永远在争第一，却从来没得第一。但我一直相信，我们可以。”
张国铭说，他每周有15个小时用来看球和阅读与足球相关的新闻，但是一分钟也不会花在中国国家队上。“不是我不爱国，是因为他们太烂了。”《赫芬顿邮报》称，中国男足在世界上排名第95位，第96位的是贝宁共和国，其人口只有北京人口的一半。
尽管如此，中国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仍十分受欢迎。杰弗认为，在民族主义影响深远、中央政府强调团结的中国，足球成了地区主义情绪难得的出口。
5月10日北京国安与辽宁宏远的比赛场上，大约3.5万名北京球迷将看台的三面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只有约200名身穿红衣的辽宁队球迷坐在西侧看台，如同海洋中的孤岛。坐在《青年参考》记者身边的李先生和马先生在公司的组织下来看球，他们都是辽宁人。当被问及支持北京队还是辽宁队时，马先生说：“内心确实挣扎，所以我穿了黑衣服来，不绿，不红。”李先生则在体育场门口买了国安队服，穿在身上，作为“伪装”。他告诉记者，同事中很多都是东北人，但没人敢公然穿红色的辽宁队服“招摇过市”，“万一国安输了，被人揍一顿都说不定。”
真正的铁杆球迷占据着东边和北边的看台，他们一晚上都在不停敲鼓、跳跃、挥舞旗帜。除了场上球员的跑动，他们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北京国安的“绿色大军”
戴着黑框眼镜的27岁的张国铭，一边在戴尔笔记本电脑上查阅最新的球队新闻，一边享受赛前的拿铁咖啡。这让杰弗想起了自己的哥哥。“他平常也是这样彬彬有礼的样子，但一旦进入球场，就会像即将跳崖的伞兵那样疯狂咒骂。”
杰弗本想趁哥哥来北京时带他到工体看球，却从工体门口的黄牛党那里买到了假票，扫兴而归。她认为，和中国很多领域一样，中国的足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投机者和希望从中国财富中分一杯羹的国际球员。中国的足球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社会的镜子。
铁杆球迷王文博（音）第一次买票看国安比赛，是国安和巴塞罗那的友谊赛，门票花了他在餐馆当杂役一个月的工资。但季票只要600多元，让他能看多场比赛。“无论国安踢得好坏，我都会来看所有比赛，为他们加油。”王文博告诉《体育画报》，他是“绿翼京师”的一员，这是一个150多人的球迷团体。“我们一起踢球，或在晚饭时讨论比赛。国安对我们非常重要。”
最近几年，国安的球迷已分成了多个“部落”。成立最久的“绿色狂飙啦啦队”是由国安俱乐部资助的官方球迷组织。它占据着东部看台中场附近的位置。
2005年，一个希望吸收欧洲球迷文化的小群体从“绿色狂飙”中分离出来，他们占据着北部看台，自称“御林军”。随后，越来越多的小派别开始形成，但御林军仍是最著名的。他们自称为“北京的绿色大军”。“我们不从俱乐部拿钱，旗帜、T恤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因为我们爱球队。”头发染成绿色的御林军成员李鹏子（音）告诉杰弗。他抱怨绿色狂飙能办2000张季票，而御林军只能办理370张，甚至他们带入场内的标语数量和规格都受限制。
国安俱乐部与球迷“部落”的关系很微妙。只要球迷们听指挥，俱乐部就会支持他们的活动。每场比赛前，这些球迷队伍的领袖都会被俱乐部约见。如果团队成员越线，他们的领队就要负责。“球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意的是秩序与纪律。”李鹏子说。
球迷与俱乐部的斗争
世界各地的球迷都在与干涉他们行动的俱乐部东家斗争，但很少有人像中国球迷这样受到东家的影响。
杰弗称，连续7年，上海申花的球迷都不得不忍受投资人朱骏的指手画脚。朱骏将资方对球队的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他强迫球队管理者让他亲自下场参与和利物浦和曼联的友谊赛。当其他股东提出异议时，他则威胁不给球员发工资，导致外援德罗巴和阿内尔在合同到期前离开。
2014年，申花新资方宣布将上海球队的名字改为公司名字：绿地。球迷们愤怒了。3月15日，上海绿地首次主场比赛，开赛后19分钟，南北看台的观众一直沉默着。第20分钟时，他们爆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声：“还我申花！”
“上海市市长和绿地集团的高层都在现场。当时一定丢脸极了。在空气中你就感觉得到。”卡梅伦·威尔逊在wildeastfootball网站上写道。来自苏格兰的威尔逊从2000年上海球队的首个俱乐部“蓝魔”成立时，就是铁杆成员。“球队以为球迷会闭嘴。但他们和英国球迷一样铁杆，而且更有组织。”
“新共和”网站称，足球似乎成了公众表达不满的安全渠道。该网站记者克里斯托佛·拜姆也是国安球迷，他说，他认识的很多中国人不会公开表达不满，但当他们谈起足球时，怨念的情绪则源源不断。“他们抱怨缺少足球场；他们咒骂贪婪的足协官员；甚至你只是想发泄情绪，也可以和朋友一起进入体育场，对着对方球队叫骂。也许这就是在北京工体外，总有那么多武警严阵以待的原因。他们不是在看比赛，看的是愤怒的球迷。”
“道路与王国”网站称，中国球迷无法像英国球迷那么激进，但他们会在不冲撞权威的情况下发出声音。3月15日的比赛中，一个球迷团队在赛场上举着条幅，上面写着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抛弃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球迷的抗议似乎发挥了作用。两天后，在与球迷团体的见面会上，球队宣布把“申花”二字加回到球队的名称中。
○本报记者 张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