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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一个多月前，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该国波诺州奇博克镇绑架了276名女学生，其中53人跳车逃跑，其余223人一直未能安全回家。这些女孩的家人及案发地奇博克镇，如今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博科圣地”就像“超自然的存在”
当地时间5月12日，我坐在一辆丰田轿车的后座上，向尼日利亚波诺州奇博克镇进发。我穿着一件光滑的黑色长袍，用黑色的雪纺头巾把头发包起来。
到达波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后，该州州长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表示，自己管理的这块地方“是‘博科圣地’控制区域的心脏地带”。
今年4月15日凌晨，这个于2004年在迈杜古里成立、主张在尼日利亚实行宗教教法、反对西方文化与教育的极端组织，袭击了奇博克镇的第二女子寄宿中学，绑架了276名女学生（其中53人跳车逃跑）。
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乘车到奇博克镇需要3天。一路上，我遇到许多手拿花生和袋装水、沿路叫卖的孩子。不卖东西的孩子小声念叨着，为我的旅途祈福。
出发前，有人提醒我，“博科圣地”的武装分子经常躲在路边的丛林里，伺机攻击来往车辆。如果司机不停车，他们就开枪，接着涌上去将车里的财物抢走，然后消失在萨姆毕沙丛林中。
“从这里开始，你看到的一切都是萨姆毕沙丛林。”和我一起坐在后座上的向导丹尼尔·瓦代说。他是奇博克镇人，在阿布贾当律师。
我扭头向车窗外看去。稀稀拉拉的灌木丛点缀在沙地中，偶尔有一两棵树。这与我脑海中的茂密丛林有天壤之差。
“这里没有森林啊？”我问。
“这里没有媒体描述的那种森林。”瓦代说。
突然，我们被一群横穿马路的牛拦住去路，司机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驶过。这时，一辆破旧的蓝色货车赶了上来。司机停下车，对我们说了几句话，然后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他让我们不要离牛群太近。”瓦代笑着解释说，“‘博科圣地’的灵魂可能混在牛群中，我们得先让牛通过马路。”
见我一脸茫然，瓦代继续说，在当地，这是“常识”——民众认为“博科圣地”可以将灵魂混杂在牛群中。
瓦代的解释让我逐渐明白，“博科圣地”经常对村庄发动突然袭击，对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当地人来说，这个组织就像“超自然的存在”。
在被该组织袭击过的布拉布林等村庄，村子周围的庄稼地里杂草丛生，做饭用的坛坛罐罐倒在泥土里。在通往奇博克镇的路上，我的手机没有一丁点儿信号——“博科圣地”摧毁了当地的信号发射站。
“博科圣地之镇”
我们很快到了丹博阿镇，这里有尼日利亚政府军驻扎。在镇上的一处检查站，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拦住我们进行检查。他们是当地人自发组织的治安队成员，手里拿着枪、大砍刀和弓箭等各色武器。
丹博阿镇曾是“博科圣地”招募成员的重要地点。随着“博科圣地”接二连三地犯下恶行，镇上的很多年轻人宣布脱离该组织，希望用行动使家乡摆脱“博科圣地之镇”的恶名。
这一天是集市日，路边熙熙攘攘。在检查站，一些男子在烈日下排队等候接受检查。一个治安员挨个查看他们的手指，看有没有扣动扳机的痕迹。手指上有痕迹的人可能是“博科圣地”的成员。
离开丹博阿镇，我们拐上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奇博克路。在这条路上，我看到了媒体描述的萨姆毕沙丛林。检查站不见了踪影。这一切提醒我们：离最危险的地带不远了。
就在此时，车抛锚了。司机一言不发地踩了踩油门，车没有反应。
“是燃油泵的问题吗？”瓦代问。司机没有回答，而是下车，打开引擎盖仔细检查。
我们车上有个搭车的人——为一家国际新闻社工作的尼日利亚人戴约。他紧张地朝左边望去。
“这里属于萨姆毕沙丛林？”戴约问。
“是的。”瓦代回答。
漫长的5分钟过去了，引擎终于发动。汽车载着我们驶入见不到村庄和人烟的地带。
我们警觉地留意着车窗外的危险迹象。
“这里的人都逃走了吗？”戴约有些不安。
“不是的。”瓦代指着远处两个骑车人说。
车总是出问题，我们不得不返回丹博阿镇，租车去奇博克镇。
案发地仍被悲哀笼罩
到达奇博克镇时狂风四起。漫天风沙中，我们裹得严严实实，摸索着到达绑架案的发生地——第二女子寄宿中学。得知我们的来意，守卫让我们进了学校。我们查看了被“博科圣地”焚毁的教室。一棵芒果树下，校长阿萨比·克瓦穆布拉和两名管理人员正在等待调查绑架案的政府工作人员。
克瓦穆布拉校长起身欢迎我们。我问她，事发当晚尼日利亚政府军是否对学校采取了保护措施。她摇摇头说，当天晚上只有警卫在守卫学校，一人看守学校大门，其他人在女学生的宿舍区守卫，但这些警卫抵挡不住全副武装的“博科圣地”。
绑架案过去一个多月了，奇博克镇仍被悲哀的气氛笼罩着。每天黎明时分，家长们会到镇上的教堂和清真寺祈祷亲人平安归来。
埃斯特·雅库布15岁的女儿多卡斯·雅库布被“博科圣地”绑架。听说被绑架的女孩中有两人被毒蛇咬死，还有若干人染上疾病，雅库布非常担心女儿。在家中接受我的采访时，雅库布说：“真希望她一直在我身边……我总是想起她，想起她我就忍不住哭。”
在雅库布的讲述中，15岁的多卡斯的形象逐渐清晰。她每天都同母亲通电话，还说想要学习缝纫课程。
我们谈话时，多卡斯10岁的弟弟马维洛斯坐在地上静静地听。我问他想不想姐姐，小家伙含混不清地说：“我仍然为她哭泣，为她祈祷。”
院子里，多卡斯的小妹妹海裴提着一桶水回来了。说起姐姐的事，海裴很气愤，并表示“我要离开”，因为“政府根本不保护我们”。
这是镇上居民的普遍感受。
拉万·赞纳18岁的女儿艾莎是被绑架的女学生之一。在去赞纳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一群在玩游戏的女孩。给这些女孩拍照时，她们像时装模特一样摆出各种酷酷的姿势。
在赞纳家的院子里，我盘腿坐在草垫上，听赞纳讲述案发后他和其他家长在萨姆毕沙丛林中寻找孩子的经过。他19岁的女儿哈瓦带我们看她和艾莎的房间时说，艾莎是个很注意他人感受的女孩，“她很安静”。
当天的最后一站是莉迪亚·珀谷家。珀谷是53个跳车脱险的女孩之一，她坐在一条长木凳上，向我和戴约讲述武装分子闯入学校劫掠食物、把她和同学们赶上卡车的情景。她说，跳车后，她摔了个跟头，然后爬起来没命地逃。现在，她“宁愿在家种地，也不想回学校去”。
我们在瓦代家过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去采访镇上最年长的居民比特鲁斯。这个老人说他生于1910年，1923年第一次见到白人——传教士。当他谈到尼日利亚内战时，一场大雨打断了采访。瓦代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再不走，路面太泥泞，车就动不了了”。
我们匆匆收拾东西离开，在路上遇到多辆陷在烂泥中的车，其中有赞纳的，也有雅库布家的。他们按照尼日利亚政府的要求，将家人转移到相对安全的迈杜古里去。
大雨中，我们费尽周折，帮这些车从烂泥中解脱。
他们深陷极端分子之手的亲人，最终由谁来解救？这个疑问如同密织的雨幕一般，让人看不透彻。
□美国《大西洋月刊》
○作者 Chika Oduah ○编译 章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