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小皇帝”掌握家庭大权？

    慷慨的产假和陪产假、价格实惠的儿童保育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长期以来，瑞典一直被世界各地的父母由衷向往。然而，该国精神病学家埃伯哈德在新书《孩子是如何掌权》中称，对孩子太纵容培养出了一批掌握家庭大权的“小皇帝”。美国《标准周刊》也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孩子为王”的规则之下。

    欧美进入“孩子为王”时代

    16岁的阿丽亚娜希望过生日时得到一辆奔驰跑车作为礼物，她的卧室中，已经放着2000美元的卡地亚手表和1万美元的化妆品。为此，她的父母爆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芝加哥的热狗啤酒小贩乔治·巴拉德斯独自抚养3个孩子，他对孩子好的惟一方式，就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们身上。家里的两居室塞了5台电视、3台游戏机和两台录像机。下个月，孩子们想去密歇根参加露营，每人得交100美元。巴拉德斯不得不放弃将旧物送给邻居的传统，第一次在庭院中出售旧货赚点钱。

    纽约股市分析师杰克·格鲁曼犯下证券欺诈罪，只是为了有钱送他的双胞胎儿子上最好的幼儿园，然后升入更好的纽约私立小学和中学，最后顺理成章地走进常春藤联盟大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认为今天的孩子被宠坏了，2/3的父母承认娇惯孩子。美国《时代》周刊称，该国每年针对儿童的广告费用约为30亿美元，是十几年前的20多倍。近一半的美国父母说他们的孩子从5岁起，就对品牌提出要求。

    对孩子的溺爱不止发生在美国。正如《标准周刊》所说，在“孩子为王”的时代，无论对哪个国家的父母来说，对付孩子都是件头疼的事。这些任性脆弱的小东西在家长的纵容下，不仅无法无天，甚至开始对父母颐指气使。

    “父母每周被迫吃3次香肠：他们生活在孩子的独裁之下吗？”去年9月，斯德哥尔摩精神病专家大卫·埃伯哈德在《南瑞典日报》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了鼓励4岁的孩子验血，一位母亲答应带她去海洋世界玩，作为奖励。孩子吃午饭时突然想喝牛奶，父亲只好丢下饭碗，飞速冲到杂货店。

    这位6个孩子的父亲在新书《孩子是如何掌权》中声称，由于对孩子太纵容、拒绝约束他们，瑞典父母培养出了一代“小皇帝”，孩子成了家庭的主要决策者，这对孩子、对社会而言，都是弊大于利。

    “孩子决定一切：看什么电视，晚餐吃什么，去哪里度假。他们不去父母想去的地方，而是去自己可以玩得好的地方。”他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

    埃伯哈德的书在瑞典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些评论家称这部书“使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也有人担心这会让瑞典退步。

    至于埃伯哈德，他正忙着将自己作品的英文译本推销给美国的出版商。他想，美国人在养育孩子时一定也有自己的烦恼。

    “如果你觉得孩子是毫无防备的小东西、易碎的瓷娃娃，对他们说些消极的话就会良心受到谴责，”他说，“我的书正试图减轻父母的负罪感。”

    “太多爱，让孩子变得不再可爱”

    至少从表面看，对于孩子和父母，瑞典似乎是个完美的社会。联合国最近一份报告指出，瑞典的儿童幸福程度排在全世界第五位，在它之前的是荷兰、冰岛、芬兰和挪威。

    孩子一出生，父母就有超过两年的假期专门陪孩子，父亲也被鼓励在孩子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甚至可以为此耽误工作。

    斯德哥尔摩为1～2岁孩子开设的全日制幼儿园，每月收费120欧元（约合1020元人民币）。两岁以下孩子一周上25个小时的托儿所，平均花费为106.38欧元（约合904元人民币）。

    1979年，瑞典首次将禁止体罚孩子写入法律条文。1990年，它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然而，在埃伯哈德看来，这正是让瑞典孩子备受纵容的“罪魁祸首”。这一看似乌托邦的系统的弊端，从瑞典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焦虑性障碍和自我伤害案例中可以看出。联合国也指出，该国的肥胖儿童数量正在增加。

    “我们从不打孩子，发展到不允许对孩子说任何重话了。这不是一回事。”埃伯哈德告诉英国《独立报》，“我们总是觉得，必须对孩子过度保护，因为有很多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要求如此弱不禁风的孩子做些什么太难了，他们像瓷娃娃一样脆弱。我们没有纠正他们的勇气，决策权自然就到了孩子手中。”

    瑞典父母没有勇气对抗社会文化，尽管不放心孩子，他们仍回去上班，从而陷入了“内疚陷阱”。出于没有足够时间看孩子的罪恶感，他们矫枉过正地给孩子陪伴以外的一切，弥补这种缺失，比如确保孩子在家里予取予求，比如让孩子决定一切。

    “相信我，这伤害绝对比送孩子去幼儿园大得多。”

    “父母尽其所能让孩子生活得更加顺利，精心策划他们的未来从而让他们过上更快乐、更好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吗？”《标准周刊》评论道，“没有，除非他们这么做会偏离当初的设想。被过分关爱的孩子经常远离父母想象中的完美标本。”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称，父母认为他们必须让孩子开心，但这样会阻碍后者发展创造力和自力更生的能力。《时代》周刊也认为，想让孩子快乐、保护其免遭伤害和痛苦是自然、原始的本能，但如果一直处于保护之下，孩子无法从挫折与失败中得到锻炼。

    “谁能想到，”埃伯哈德感慨道，“那么多的爱，会让孩子变得不再可爱？”

    不同时代，不同的教育方式

    隔着大西洋，70多岁的美国人约瑟夫·爱普斯坦对埃伯哈德的观点十分认同。作为被“放养”长大的孩子，他认为自己幸运地拥有最好的父母。

    爱普斯坦的父亲是小商人，每周花至少5天半时间工作，而且一点也不介意偶尔找个理由放弃周末的休息。母亲是全职主妇，在准备丰盛的饭菜和烘焙之余，她每周至少花3个下午打牌，还参与慈善机构的活动，维持相当广泛活跃的社交圈。

    母亲没给爱普斯坦讲过故事，父亲没带他看过球赛，没见过他高中时的女朋友，也没有用相片或视频记录他的童年时光。当爱普斯坦开始运动生涯，父母从没看过他的比赛，反正“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应该会很尴尬”。无聊时，母亲建议他用头撞墙以“转移注意力”。父亲对性的建议，爱普斯坦至今记忆忧心，他说“你要小心”。

    10岁以后，爱普斯坦开始自己作决定。除了学费、生活费仍由父母支付，在高中学什么外语、上哪所大学、跟什么朋友去哪里玩，他都可以随心所欲。不过，为了避免被罚不能开车、扣除零花钱、周末夜晚不能出去玩，爱普斯坦不敢轻易闯祸，他的青春期过得相当平稳无事。

    一直以来，爱普斯坦都不是父母生活的重心，他们有比养孩子更重要的事，但长大后，他对父母的松散管理深怀感激。

    然而，在现代美国，抚养孩子成为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

    丈夫需要陪着妻子参加心理助产课程，在产房鼓励妻子，陪着她一同深呼吸。孕妇被建议不要抽烟喝酒，不要做很多事，以免孩子健康状况不佳。

    婴儿床必须被轻轻地摇晃，婴儿房必须经过精心设计，保证合适的采光，莫扎特的音乐必须以合适的音量播放，才能提高孩子的智商。家里到处都是随意丢弃的玩具，孩子的画作被贴在冰箱上，电视里演的全是儿童节目。

    无论花多少时间精力，孩子必须去迪斯尼乐园、国家公园、儿童博物馆、青少年音乐会，看专为儿童打造的所有电影。父母得开车接送孩子，让他们学习芭蕾舞、网球和吉他。

    在爱普斯坦看来，今天的父母似乎成了比二等公民还低微的契约奴隶。在“小皇帝”的“统治”下，所有安排都围着孩子转，他们成了生活的重心。

    “专制”些对孩子更好？

    作为补救，埃伯哈德规定了更为“专制”的育儿方法：严格的就寝时间、更严厉的训斥，当然，还有别吃那么多香肠，因为“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脆弱”。

    临床儿童心理学家韦德·霍恩告诉《时代》周刊：“如果你的目标是被孩子喜欢，那很难限制他们。父母需要理解，你的主要工作是家长，不是孩子的朋友。”

    这并不容易，向孩子解释为什么他的朋友早餐吃棉花糖而他不可以，是巨大的挑战。但阿丽亚娜的父母做得不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考上大学后，她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跑车。

    不过，心理学家凯萨·隆-罗丁拒绝承认孩子已经掌权，并表示“严厉的教育”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如果你想孩子配合，最好的办法是与他建立密切的关系。”他告诉The Local网站。

    瑞典育儿杂志《妈妈》的主编瑞贝卡·埃德格伦·奥尔登则承认，现在的孩子掌控一切，这并不是积极现象。“太多的选择可能对孩子不好。我这么说，不是以专家的身份，而是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独立报》，“成年人对孩子负有责任，作决定是我们的事。”

    但总体而言，她相信瑞典人的做法利大于弊。

    “在瑞典，孩子们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尊重。人们已达成共识，所有孩子都有被倾听的权利，这是很好的民主一课。我不认为通过恐吓让孩子服从和沉默对社会有益。”她说。

○本报记者 高珮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