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破“棱镜门”的英国记者：
我怎样见到爱德华·斯诺登
[英] 格伦·格林沃尔德 译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4年05月28日
33
版）
 |
在“棱镜门”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国记者格林沃尔德近日推出新书《无处藏身》，披露他与爱德华·斯诺登相识、接触并合力揭破美国国安局监听活动的内幕。 |
2012年12月1日，我第一次收到斯诺登的邮件，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他发给我的。
发件人以“辛西内塔斯”自称，同名的罗马农民在公元5世纪抵御外敌入侵，胜利后解甲归田。如今，辛西内塔斯已成为为了公共利益限制甚至消灭个人权利的象征。
重大线索差点被错过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写道：“通信的安全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希望我使用PGP加密，只有这样，“辛西内塔斯”才会告知我“在他看来我一定会感兴趣”的内容。1991年发明的PGP是一种用来保护网上交流和通信不被监控的工具。
“辛西内塔斯”（下文简称C）表示，他到处搜索我的PGP“公钥”，没有找到。由此，他得出了我没有使用这个工具的结论：“那会让所有与你通信的人处于危险中。我并不是说你的每封通信都得加密，但你至少应该给通信者这样的选择。”
我早就打算用加密软件。多年来，我一直在报道维基解密、泄密者、匿名黑客行动，并且与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内的人通信。这些人对通信安全和被监控十分警惕。然而，这个加密系统非常复杂，尤其是对计算机和编程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所以，我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他的邮件并没有使我立刻采取行动——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人提供的“轰动报道”的线索，通常不值一提。
三天后，C再度来信，要求我确认收到了第一封邮件。这回，我很快回复了：“我收到了，正打算着手。我没有PGP，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装，不过会试着找人帮忙。”
当天晚些时候，C发给我清晰的PGP安装指南，还叮嘱说，如果我需要人帮助我熟悉这个系统，“请告诉我。世界各地懂得加密的人我都能方便地联络到。”
我仍然什么都没做。我当时仍不相信C掌握着有价值的线索。
见我没有动静，C再接再厉，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视频：《教新闻记者使用PGP》。后来，他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沮丧心情：“我准备好牺牲自由甚至生命，将这个国家最秘密机构的几千页绝密文件交给这个家伙——足以制造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独家新闻——而这个家伙却因为怕麻烦而不肯安装加密软件。”
就这样，我险些与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泄密案失之交臂。
“这个人是认真的”
4月18日，我从里约热内卢飞往纽约。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收到了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的电邮。“这个星期你在美国吗？”她写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不过最好面谈。”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大堂见面。
在劳拉坚持下，我们换了两次座位，确保没人能听见，才开始谈话。劳拉说，她有“非常重要且敏感的问题”想讨论，因此安全很重要。劳拉让我要么拆掉手机电池，要么将其放在宾馆房间内。“听起来像妄想症。”她说，问题在于，政府确实有能力通过监听设备远程启动手机或者电脑。我发现手机电池无法拆除，便将它送回了房间。
劳拉终于切入正题——她收到一系列匿名邮件，发件人似乎既诚实又严肃。此君声称，有机会获得证明美国政府暗中监视本国和世界公民的绝密文件。他打算将这些文件提供给她，并指名我跟劳拉一起披露和报道它们。
劳拉从包里拿出几张纸，正是泄密者的两封邮件。我在桌上从头读到尾。在第二封邮件中，这位泄密者提到了其“使命”的关键：
“经历最初的震惊后，人们会支持建立更加平等的互联网。只有了解我们的个人隐私在当前机制下受到侵犯，我们才有机会反败为胜。……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强化的原则是，强权机构的保密权限必须与普通人一样，由法律来规定而不是由政客说了算。”
“是真的，”我读完后说，“我无法清楚地解释原因，但直觉告诉我这个人是认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也是，”劳拉回答，“从未怀疑。”
我觉察到了对方的政治热情。通过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急切感，我感到了与他的共鸣。
回巴西的飞机上，我告诉伙伴大卫·米兰达，“可能一切都不会发生，他可能改变主意，还可能被捕。”大卫直觉很准，他相信，“一切将会发生，而且会惊天动地”。
他只害怕被公众无视
劳拉告诉我，我们可能得立刻到香港去，见见信息源。此前，我一直以为这位匿名爆料者身处马里兰州或者弗吉尼亚。一个能够窥视美国绝密文件的家伙在香港做什么？
答案只有他本人能告诉我。他建议我们通过OTR交谈，并提供了他的用户名。
“我愿意尽我所能报道这件事。”我说。这时，我对他的姓名、工作地点、年龄等信息一无所知，他询问我是否能够到香港见他。我知道，这个人泄露信息会被美国政府视为重罪。“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我从劳拉发来的邮件中获知，他急于向全世界公布美国政府的监听计划。但是，他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我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于隐私、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讨论。”他说，“我不担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已经接受了我的生命很可能就此终结的设想。我在做正确的事情。”他说，他已经写了一篇东西，打算在公布自己的泄密者身份后在网上发布。那是一篇保护隐私、反对监控的宣言，希望各国网民附议，以显示保护隐私是全球心声。
“我惟一的恐惧就是，”他说，“人们看到这些文件，耸耸肩就过去了，我害怕他们会说‘我们对此毫不关心。’我怕白白牺牲了我的生活。”
“我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发生，”我向他保证，可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确信。多年来报道NSA滥用职权的经验告诉我，想引起人们对国家秘密监控的严肃担忧并非易事。
其名为爱德华·斯诺登
出发去香港前，我想先读一些档案，以了解这位泄密者的信息来源。
第一批文件包含25份档案，我随便点击了其中一个，只见上头用红字写着“绝密／通信情报／不外泄”。这意味着这些文件是受法律保护的最高机密，显然，它们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这个机构60年的历史中，从没有如此高级别的机密文件泄露过。
劳拉和我抵达肯尼迪机场，登上前往香港的班机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U盘。“猜猜这是什么？”她表情严肃地问。
“什么？”
“文件，全部。”
接下去的16个小时里，我不间断地阅读，只看完了一小部分。当飞机在香港降落，有两件事我非常确定：第一，这位泄密者有政治敏锐度，能够识别出重要的文件，他也很理智，挑选、分析和描述几千份档案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他是个典型的泄密者，如果泄露保密机构向国会公开撒谎的内容还不算泄密，那还有什么算呢？
飞机落地前，我读的最后一份文件写着“自我陈述”。这份内容包含了其他文件都没有的信息：泄密者的真名实姓。
“我知道我会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让这些信息回归公众意味着我的末日……我曾经目睹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我知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光明。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社保号码＊＊＊＊＊
CIA化名“＊＊＊＊＊”
CIA身份编码＊＊＊＊＊
前高级顾问／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司掩护
前陆军校官／美国中央情报局，外交掩护
前讲师／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司掩护”
□节选自《无处藏身：爱德华·斯诺登、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的监控活动》（No Place to Hide:Edward Snowden, the NSA,and the U.S.Surveillance，美国大都会出版公司2014年5月第一版），有删节。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2012年12月1日，我第一次收到斯诺登的邮件，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他发给我的。
发件人以“辛西内塔斯”自称，同名的罗马农民在公元5世纪抵御外敌入侵，胜利后解甲归田。如今，辛西内塔斯已成为为了公共利益限制甚至消灭个人权利的象征。
重大线索差点被错过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写道：“通信的安全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希望我使用PGP加密，只有这样，“辛西内塔斯”才会告知我“在他看来我一定会感兴趣”的内容。1991年发明的PGP是一种用来保护网上交流和通信不被监控的工具。
“辛西内塔斯”（下文简称C）表示，他到处搜索我的PGP“公钥”，没有找到。由此，他得出了我没有使用这个工具的结论：“那会让所有与你通信的人处于危险中。我并不是说你的每封通信都得加密，但你至少应该给通信者这样的选择。”
我早就打算用加密软件。多年来，我一直在报道维基解密、泄密者、匿名黑客行动，并且与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内的人通信。这些人对通信安全和被监控十分警惕。然而，这个加密系统非常复杂，尤其是对计算机和编程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所以，我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他的邮件并没有使我立刻采取行动——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人提供的“轰动报道”的线索，通常不值一提。
三天后，C再度来信，要求我确认收到了第一封邮件。这回，我很快回复了：“我收到了，正打算着手。我没有PGP，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装，不过会试着找人帮忙。”
当天晚些时候，C发给我清晰的PGP安装指南，还叮嘱说，如果我需要人帮助我熟悉这个系统，“请告诉我。世界各地懂得加密的人我都能方便地联络到。”
我仍然什么都没做。我当时仍不相信C掌握着有价值的线索。
见我没有动静，C再接再厉，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视频：《教新闻记者使用PGP》。后来，他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沮丧心情：“我准备好牺牲自由甚至生命，将这个国家最秘密机构的几千页绝密文件交给这个家伙——足以制造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独家新闻——而这个家伙却因为怕麻烦而不肯安装加密软件。”
就这样，我险些与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泄密案失之交臂。
“这个人是认真的”
4月18日，我从里约热内卢飞往纽约。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收到了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的电邮。“这个星期你在美国吗？”她写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不过最好面谈。”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大堂见面。
在劳拉坚持下，我们换了两次座位，确保没人能听见，才开始谈话。劳拉说，她有“非常重要且敏感的问题”想讨论，因此安全很重要。劳拉让我要么拆掉手机电池，要么将其放在宾馆房间内。“听起来像妄想症。”她说，问题在于，政府确实有能力通过监听设备远程启动手机或者电脑。我发现手机电池无法拆除，便将它送回了房间。
劳拉终于切入正题——她收到一系列匿名邮件，发件人似乎既诚实又严肃。此君声称，有机会获得证明美国政府暗中监视本国和世界公民的绝密文件。他打算将这些文件提供给她，并指名我跟劳拉一起披露和报道它们。
劳拉从包里拿出几张纸，正是泄密者的两封邮件。我在桌上从头读到尾。在第二封邮件中，这位泄密者提到了其“使命”的关键：
“经历最初的震惊后，人们会支持建立更加平等的互联网。只有了解我们的个人隐私在当前机制下受到侵犯，我们才有机会反败为胜。……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强化的原则是，强权机构的保密权限必须与普通人一样，由法律来规定而不是由政客说了算。”
“是真的，”我读完后说，“我无法清楚地解释原因，但直觉告诉我这个人是认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也是，”劳拉回答，“从未怀疑。”
我觉察到了对方的政治热情。通过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急切感，我感到了与他的共鸣。
回巴西的飞机上，我告诉伙伴大卫·米兰达，“可能一切都不会发生，他可能改变主意，还可能被捕。”大卫直觉很准，他相信，“一切将会发生，而且会惊天动地”。
他只害怕被公众无视
劳拉告诉我，我们可能得立刻到香港去，见见信息源。此前，我一直以为这位匿名爆料者身处马里兰州或者弗吉尼亚。一个能够窥视美国绝密文件的家伙在香港做什么？
答案只有他本人能告诉我。他建议我们通过OTR交谈，并提供了他的用户名。
“我愿意尽我所能报道这件事。”我说。这时，我对他的姓名、工作地点、年龄等信息一无所知，他询问我是否能够到香港见他。我知道，这个人泄露信息会被美国政府视为重罪。“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我从劳拉发来的邮件中获知，他急于向全世界公布美国政府的监听计划。但是，他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我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于隐私、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讨论。”他说，“我不担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已经接受了我的生命很可能就此终结的设想。我在做正确的事情。”他说，他已经写了一篇东西，打算在公布自己的泄密者身份后在网上发布。那是一篇保护隐私、反对监控的宣言，希望各国网民附议，以显示保护隐私是全球心声。
“我惟一的恐惧就是，”他说，“人们看到这些文件，耸耸肩就过去了，我害怕他们会说‘我们对此毫不关心。’我怕白白牺牲了我的生活。”
“我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发生，”我向他保证，可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确信。多年来报道NSA滥用职权的经验告诉我，想引起人们对国家秘密监控的严肃担忧并非易事。
其名为爱德华·斯诺登
出发去香港前，我想先读一些档案，以了解这位泄密者的信息来源。
第一批文件包含25份档案，我随便点击了其中一个，只见上头用红字写着“绝密／通信情报／不外泄”。这意味着这些文件是受法律保护的最高机密，显然，它们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这个机构60年的历史中，从没有如此高级别的机密文件泄露过。
劳拉和我抵达肯尼迪机场，登上前往香港的班机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U盘。“猜猜这是什么？”她表情严肃地问。
“什么？”
“文件，全部。”
接下去的16个小时里，我不间断地阅读，只看完了一小部分。当飞机在香港降落，有两件事我非常确定：第一，这位泄密者有政治敏锐度，能够识别出重要的文件，他也很理智，挑选、分析和描述几千份档案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他是个典型的泄密者，如果泄露保密机构向国会公开撒谎的内容还不算泄密，那还有什么算呢？
飞机落地前，我读的最后一份文件写着“自我陈述”。这份内容包含了其他文件都没有的信息：泄密者的真名实姓。
“我知道我会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让这些信息回归公众意味着我的末日……我曾经目睹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我知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光明。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社保号码＊＊＊＊＊
CIA化名“＊＊＊＊＊”
CIA身份编码＊＊＊＊＊
前高级顾问／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司掩护
前陆军校官／美国中央情报局，外交掩护
前讲师／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司掩护”
□节选自《无处藏身：爱德华·斯诺登、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的监控活动》（No Place to Hide:Edward Snowden, the NSA,and the U.S.Surveillance，美国大都会出版公司2014年5月第一版），有删节。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