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的新政治意涵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4年05月21日
03
版）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反腐败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反腐败，至今仍如火如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反腐败。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和以往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发展，如今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巨大。第二，犯案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第三，腐败官员层级越来越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集团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
这些变化的背后，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老的体制早已弱化；新的健全体制还没建立起来，现行体制总体上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重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之庞大，已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又用什么来解释呢？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官员到底要来干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便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共产党再三强调的。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一些官员，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
今天的腐败和以往有什么区别？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强烈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次改革的本意没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但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有关联。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地反腐败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中国更要吸取。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这些寡头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开始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只是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
要营造健全的政治环境，就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反腐败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反腐败，至今仍如火如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反腐败。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和以往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发展，如今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巨大。第二，犯案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第三，腐败官员层级越来越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集团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
这些变化的背后，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老的体制早已弱化；新的健全体制还没建立起来，现行体制总体上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重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之庞大，已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又用什么来解释呢？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官员到底要来干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便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共产党再三强调的。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一些官员，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
今天的腐败和以往有什么区别？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强烈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次改革的本意没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但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有关联。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地反腐败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中国更要吸取。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这些寡头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开始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只是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
要营造健全的政治环境，就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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