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深信“搞政治的没一个好东西”

    对大器晚成的马尔克斯来说，文学世界与真实人生如镜子内外的两个世界般共存。

    4月21日，墨西哥各界人士齐聚首都墨西哥城的艺术宫，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举行追悼活动。此前三天，这位被称为“17世纪以来最了不起的西班牙语文学大师”的文坛名宿，因病在墨西哥城逝世，享年87岁。数百公里之外，在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空气似乎也凝重了许多，图书馆和公园中的马氏作品朗读会，预计将持续一星期之久。

    “我一直是个记者”

    马尔克斯去世当天，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推特上发文，称马尔克斯是“史上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然而，祖国对他的评价并非始终如此正面。马尔克斯一生中，曾多次因触怒哥伦比亚当局而远走他乡。

    马尔克斯的文坛之路并不平顺，成名前的40多年里，记者是他赖以谋生的职业，也是他寻找素材和灵感的途径。作为拉丁美洲新新闻主义的元老，他主张用文学手法还原新闻事实。他最出名的报道要数《一名遇难者的故事》，那是在一场海难后，他对当事水手的采访。这篇报道揭露，海难的真实原因并非风暴，而是被政府掩盖的走私丑闻。消息一出，马尔克斯供职的《旁观者》杂志销量飙升，但也招来了政府敌视的目光。不久，杂志社将马尔克斯派往欧洲，他到巴黎没几天，《旁观者》就被勒令停刊。

    意识到自己有家难回，马尔克斯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艰难求生，和许多遭遇相似的拉美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熟络起来。期间，一家委内瑞拉报纸委托他报道“铁幕”背后人们的生活。马尔克斯为此三赴东欧，称当地人生活在恐惧中，“是我看到的最悲惨的事情”。

    即便如此，他仍然秉持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不平等”的信念。马尔克斯从未正式加入共产党，但和哥伦比亚的共产党领袖关系密切，暗中接济他们。马尔克斯主张拉美各国应该团结起来，结束美国对该地区的干预。结果，他多次登上美国出入境管理局的黑名单。

    1981年，已经成名的马尔克斯受到哥伦比亚政府指控，称他“支持反动分子和资助委内瑞拉的游击队”。马尔克斯只得举家迁往墨西哥城，后半生一直定居于斯。

    他曾告诉美联社，“我一直是个记者。要不是当了记者，我也不会写出那些书，因为它们的素材都来自现实。”

    卡斯特罗的好兄弟

    尽管马尔克斯与众多左派政治家往来密切，他个人一直拒绝扮演政治角色。这可能与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有关。那是1948年4月，哥伦比亚左翼总统候选人遭暗杀，引发了导致几千人丧命的政治动荡。当时正在读大学的马尔克斯，亲历了首都波哥大的混乱，对外祖父念叨的“搞政治的没一个好东西”深信不疑。

    血气方刚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也在波哥大。纷乱的世事反而加强了他武力夺取政权的决心。卡斯特罗与马尔克斯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时间来到1959年1月，获悉菲德尔成功入主哈瓦那的消息，马尔克斯兴高采烈，立刻来到古巴，并应卡斯特罗之邀，在波哥大牵头建立了古巴新闻社的分社，撰文为古巴革命鼓与呼。他们俩的友好关系持续了多年，按照马尔克斯本人的解释，他们的友谊是基于对文学的爱好。“菲德尔是个热爱文艺的人，我们在一起时，谈论的都是文学。”马尔克斯说。

    两人的确品位相似。1957年春，马尔克斯在巴黎街头偶遇头号偶像海明威。他如此描述当时的经过：“我立刻认出了他……他走在街的另一边，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着棒球帽。惟一与他气场不合的，是一副又小又圆的眼镜，那让他显得像祖父般慈祥。”那年海明威59岁，已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马尔克斯只是个落魄的小记者，他禁不住犹豫起来，不知道是该采访海明威，还是上前表达对崇拜之情。然而，他对自己的英语和海明威的西班牙语同样缺乏信心。最后，马尔克斯将双手拢在嘴边，“像泰山在丛林中那样呼喊‘大师！’”海明威立刻明白有人在向他致敬，转过身，“用孩子气的声音回答：‘再见，我的朋友！’”

    多年后，马尔克斯在卡斯特罗的车上看到一本红色皮质封面的书，后者告诉他：“这是我心爱的海明威大师的作品。”一句话，让巴黎春日中的一幕在马尔克斯眼前浮现。

    获诺奖后不忘自嘲

    马尔克斯降临人世不久，就被交给外祖父母抚养。他的外祖父是位退役上校，参加过哥伦比亚历史上著名的“千日战争”。祖父母居住的村庄，也正是《百年孤独》中故事发生地“马孔多”的原型。

    马尔克斯称外祖父是“我认识的最能吃的人，也是最离谱的私通者”，他为《百年孤独》中的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提供了原型。马尔克斯的外祖母特别迷信，对魔法深信不疑，经常给外孙讲鬼神和奇迹的故事。马尔克斯自己承认，他曾以外祖父为楷模，却逐渐被吸引到外祖母的世界中。后来，他多次提到，自己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便是外祖母所赐。

    1976年，马尔克斯酝酿半生，笔耕18个月的《百年孤独》问世，立刻激起巨浪。

    如今，在西语世界，马尔克斯的作品销量只比《圣经》少。《百年孤独》被翻译成超过25种语言，在全球发行5000多万册。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杰拉尔德·马丁告诉美联社，《百年孤独》是“第一本让拉美人自我认识、自我定义的小说，展示了他们的激情、力量、灵性和迷信，以及他们的失败。”

    1982年，马尔克斯夺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1971年聂鲁达获奖后，南美洲作家再度获此殊荣。聂鲁达则将《百年孤独》称为“《堂吉诃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著作”。

    经长途飞行到达瑞典，准备领奖的马尔克斯筋疲力尽，只想睡觉。“躺在床上，我猛地醒了，想起他们总给诺奖获得者安排同样的宾馆和同样的房间，”马尔克斯1990年接受《时代》采访时回忆道，“然后，我意识到吉卜林可能在这张床上睡过，还有托马斯·曼、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和福克纳。这个想法让我惊恐，我索性去沙发上睡了。”

    在获奖感言环节，马尔克斯对拉美各国的独裁统治予以公开谴责。之后是盛大的派对，卡斯特罗提供了1500瓶古巴朗姆酒。庆典现场，反对美国的口号和旗帜随处可见。

    为改变社会奔走不息

    整个前半生，贫穷和挣扎求生与马尔克斯相伴。不过，他对迟到的盛名和财富适应得很快。马尔克斯天性活跃，乐于扮演亲切的主人，兴致勃勃地给客人讲故事。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每当感觉受到了新闻报道的轻视和误解，就会展露出脾气暴躁的一面。

    晚年，这位眉毛漆黑、胡子花白的作家，在哥伦比亚的塔赫纳办了一家新闻学院——这是他早年新闻理想的一部分。1998年，年逾七旬的马尔克斯动用诺奖奖金，成为哥伦比亚新闻杂志《改变》的新东家，并为这份杂志撰文，直到1999年6月因病卧床。

    1975年，马尔克斯宣布：智利军人领袖皮诺切特一天不下台，他就不发表新小说。不写书的日子里，他忙着为古巴的异见诗人阿曼多·瓦拉达雷斯奔走，帮助后者获释；1979年，他还帮助联合国的特派小组，解救了两名被萨尔瓦多游击队绑架的英国银行家。

    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马尔克斯的大部分时光在墨西哥城一处优雅的社区度过。他每天待在恒温28摄氏度的书房里，写24行短篇小说。他坦言，对自身写作风格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卡夫卡和外祖父母，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则是两个儿子。他始终在哥伦比亚、巴塞罗那和巴黎保有住宅，而且经常应好友卡斯特罗的邀请住进哈瓦那的别墅。身处古巴期间，卡斯特罗差不多一天要给他打两次电话，两人不时去钓鱼，还会就书籍和权力的本质促膝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