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曾暗助《日瓦戈医生》在苏传播

    尽管一度遭禁，《日瓦戈医生》在“铁幕”两侧产生过巨大影响。然而，包括原著作者在内的人们当时并不清楚，美国情报机关在该书秘密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直到相关档案最近被解密。

    原著小说对历史真实的生动刻画和1965年的同名电影，让《日瓦戈医生》成为苏联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不过，冷战铁幕遮蔽之下，就这本书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人们所知甚少。

    4月初，英美主流媒体通过最新披露的130多份解密档案，详细报道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是如何暗施推手，让这部“禁书”穿过封锁，在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国家流传开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与政治脱不开干系的《日瓦戈医生》掀起了无声的文化风暴。

    利用《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公民中播下怀疑的种子”，甚至“考虑让它得诺贝尔奖”

    1958年1月，一个包裹抵达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总部，那里面装着英国情报机关寄来的两卷胶卷——《日瓦戈医生》的微缩照片。

    英国人主张，这本由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所著的小说，可以在铁幕上打开一道缝隙。按照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说法，该设想很快引起华盛顿的兴趣。

    这部以自传体形式写就的作品，围绕主人公日瓦戈的艺术、爱情和他在1917年革命中失去的一切展开。偶尔，出生于1890年的作者会在书中怀念十月革命前那段失落的岁月——虽然在苏联的价值观中，那些都属于“万恶的旧社会”。

    帕斯捷尔纳克很清楚，对现实社会漠不关心、“只谈风月、莫谈国事”的苏联出版界，会在《日瓦戈医生》惊世骇俗的言论前畏缩不前，但他并不在乎。

    当许多人担心受牵连时，这位作家主动跑去拜访、接济古拉格囚犯的家属，要求政府宽恕政治犯，还为因莫须有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国家公敌”慷慨陈情。他觉得，因政治需要而扭曲艺术表达是不可取的，更是对自己文学天才的背叛。

    结果可想而知——苏联政府和文学界对《日瓦戈医生》发动了集体封杀。

    幸运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俄语手稿传到了意大利。1957年11月，米兰出版商吉安贾科莫·弗尔特里奈利不顾苏联乃至意大利共产党的抗议，出版了这部小说的意文版。

    “这本书拥有巨大宣传价值。”一封给CIA苏联处处长的备忘录这样写道，“不只是其内容和发人深省的思考，也在于其出版情况。我们有机会让苏联人民知道，他们的政府错在何处，一位伟大作家的优秀作品，竟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让自己的人民用自己的语言阅读。”

    华盛顿的苏联专家很快分析出克里姆林宫为何对《日瓦戈医生》如此厌恶。落款为1958年7月的另一份秘密文件提到，这本书“对克里姆林宫的世界观形成明确威胁”。“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思想——人生而为人的权利应被尊重，而无论其政治忠诚的程度——从根本上对提倡‘人人都应为体制献身’的苏维埃道德构成了挑战。”

    CIA发现了一件绝佳的武器。为了“在苏联公民中播下怀疑的种子”，它决定全力散布各语言版本的《日瓦戈医生》，不遗余力地赞美它，甚至“考虑让它得诺贝尔奖”。

    当然，这一切必须以秘不示人的方式进行，正如CIA的备忘录上所写：“美国政府之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暴露。”

    《日瓦戈医生》成“跳板”，话题被引向“自由与尊严”乃至“共产主义下的个人困境”等

    有43个国家参展的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成为美国情报人员的头一个目标。让CIA兴奋的是，比利时向苏联公民发放了1.6万份签证，给了后者接触西方世界的机会。

    与纽约一家小出版商接洽未果后，CIA通过荷兰同行，找到了海牙的一家出版社。美国驻海牙大使馆沃尔特·奇尼告诉荷方人员，这是个“急活儿”，CIA可以提供俄文手稿和优厚的报酬。附加条件很简单：不能留下任何线索，以防追查到美国或其他情报机关头上。

    1958年9月6日，蓝色亚麻布封面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在海牙面世。当天，这些珍贵的首版书就被包上牛皮纸，塞进大型旅行车，向各地派送——200册抵达华盛顿；300多册被发给CIA驻各国情报站；数目最大的一批（365本），准时来到了布鲁塞尔。

    美国展馆当然不是派发这些书的理想场所，好在CIA有位铁杆盟友——梵蒂冈。

    在梵蒂冈展馆“上帝之城”中，一群流亡的俄罗斯天主教徒拉起帘子，办起了一家颇为隐蔽的小图书馆。帷幕后，CIA出版的《日瓦戈医生》被悄悄塞进路过的苏联人手中。

    CIA觉得这还不够，遂指示特工鼓励西方游客与苏联人谈论文学。在它看来，《日瓦戈医生》是一块“跳板”，可以将话题引向“自由与尊严”，乃至“共产主义下的个人困境”等。

    不过，解密文件也显示，CIA的计划远非一帆风顺。

    最开始，该机构曾指望其荷兰代理人与弗尔特里奈利达成协议，但遭后者拒绝，海牙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成了盗版书。得知此事，那位脾气火爆的意大利出版商大发雷霆。很快，美国政府从中作梗的猜测开始在各大媒体流传，只是一直没被抓到把柄。

    苏联人倒不太在乎这些。拿到小说的人撕去封面，将书分成几部分藏进口袋。没过多久，莫斯科的大学宿舍里，年轻人便开始热切地传阅这部“禁书”。同年10月，瑞典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自认受到“反苏挑衅”的克里姆林宫开始向作者施压。

    “这一阶段的行动可被视为圆满完成。”1958年9~11月的CIA内部文件中写道，“看到这本书对苏联的巨大影响，再麻烦也值得。”

    作品被利用，特立独行的帕斯捷尔纳克不高兴

    从向中情局申请阅读秘密文件到最终拿到手，美国历史作家彼得·芬恩等了3年。奇怪的是，“之前从没有人想把这些东西从故纸堆翻出，学术界似乎决心将它们永埋地下”。

    如他所述，CIA似乎酷爱文学，无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还是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都不自觉地成了CIA“剥削”的对象。

    彼时，如果一部作品在苏联或东欧遭禁，它就更有机会成为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品。冷战期间，1000多万册书籍或杂志经由情报机构派发，成为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为此，美国每年耗资数百万美元，《日瓦戈医生》的秘密传播，只是这一庞大计划的冰山一角。

    今年4月7日，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巴黎为CIA服务的作家彼得·马修森去世。《纽约时报》的讣文指出，多年后，他的好友兼合作者乔治·普林顿才“愤怒而沮丧地发现，马修森曾借创办《巴黎评论》的幌子在法国暗中监视美国人”。

    在遗作《在天堂》中，马修森将这段不堪回首的间谍生涯归咎于年轻时的天真幼稚：“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在那些日子里，为祖国充当间谍被视为爱国行为。人们惧怕冷战，你无法责怪他们。而我，一个老是泡在俱乐部喝马提尼的耶鲁大学学生，对政治能了解多少？”

    美国《石板》杂志称，1953年，这个“怀着爱国主义感情”开始双重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CIA失望，因为它一心掀起政治迫害，丝毫不关心穷人，而共产党却在这么做。

    得知自己的作品被美国政府利用，特立独行的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高兴不起来。正如英国《卫报》指出，对苏联充满矛盾感情的作家认定，“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由CIA一手炮制的特殊事件，是美国历史、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丑闻，是违反情报机制的。”美国前情报语言学家斯科特·里卡德告诉俄新社，“他们不仅对外国政府用这一手，也针对自己的人民。”他断言，禁书是颠覆一个国家最简单的方式之一。

    尽管如此，《日瓦戈医生》的巨大影响无法因CIA的介入而被抹杀，因为“它是克里姆林宫最反感的东西”，也因为“它发出人道主义，而非极权主义的声音”。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世界上，许多人相信艺术比独裁者更伟大。”

    《1984》、《动物农场》和《失败的上帝》也被利用

    据解密文件记述，完成在比利时的攻势后，CIA并未收手。为回应莫斯科对《日瓦戈医生》的抨击，它又开始了新的谋划，断定苏联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此书有“可观需求”。

    这回，为避免版权风波，1959年7月，9000多本署有虚拟出版社名称的袖珍平装版《日内瓦医生》，在CIA总部印刷厂出炉。为便于携带，这本恰好可以“放进男士西装或裤子口袋”的“口袋书”分上下两册，由“与苏联游客和官员有接触的特工”负责散发。

    恰好在同年举办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顺理成章地成了CIA的“文学批发中心”。以14种语言写就的3万多册“口袋书”在此间流向苏联及东欧，包括《1984》、《动物农场》、《失败的上帝》和《日瓦戈医生》。

    据《纽约时报》报道，苏联青年的车队到达闷热的维也纳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对在国内声名远播却难得一见的《日瓦戈医生》产生了兴趣。看到“目标”出现，一群守候多时的政治流亡分子蜂拥而上，通过敞开的车窗，将一本本装帧简陋的小书扔了进去。

    时隔多年，一位当时在场的苏联代表团成员仍能回想起车厢里堆满这类小册子的场景。“当然，没有人敢读这本书，我们害怕。”他告诉《华盛顿邮报》。

    尽管随行的克格勃特工伪装成了科研人员，每个学生都对他们作为监视者的真实使命心知肚明。让苏联年轻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些“研究人员”比想象中宽容得多。

    “拿着吧，看吧。”他们说，“但千万别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