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当年如何监控异见人士

    对冷战时期的东欧人来说，反对政府是件危险的事。一旦被打上“异见人士”的标签，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就会对你严密监视，将你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美籍罗马尼亚女诗人卡门·布甘搜集了秘密警察监控父亲的大量档案，“拼凑”出自己“不太平”的童年。

    父亲是秘密警察的“老熟人”

    30多年过去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撰写的监视报告已重见天日，父亲的那个决定依然在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他当年不那样做，今天我们或许不会在美国定居。

    我的弟弟卡特林于1983年2月出生后不久，人生中的最大抉择摆在了父亲艾恩·布甘面前：是和母亲一道，继续用那台未登记的打字机打印反政府传单并到处散发，还是孤身前往首都布加勒斯特，挑战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的权威？

    那时的罗马尼亚食物短缺，经常停电，任何形式的异见都会招致凶残的镇压。

    父亲是秘密警察的“老熟人”。1961年年初，父亲和他最好的朋友帕特里卡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酒吧里聚会，一个劲儿地抱怨苛捐杂税，最终想出了一个惊天计划：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阿拉德劫持一架国内航班飞往国外。

    和父亲一样，以空军军官身份退休的帕特里卡也以修理收音机为业。他们没有想到，那天一起讨论计划的人当中有秘密警察的线人。他们被捕，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和“试图非法越境”等罪名判处8年监禁。那年，父亲只有20多岁。

    1964年7月，父亲和朋友们因大赦出狱，但秘密警察如影子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受够了这种生活的父亲在1965年2月买来指南针、双筒望远镜、抗生素、咖啡因、几个沙丁鱼罐头和一些意大利腊肠。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日子里，他和帕特里卡逃离了罗马尼亚。他们藏在干草堆里，躲过了秘密警察的搜捕，然后一路疾行，向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奔去。

    1965年3月2日早晨7点半，两个人又冷又饿，在距离土耳其边境400米时，被保加利亚巡逻队逮捕。

    父亲被判处11年监禁。他在狱中吃尽苦头，每天戴着重达45公斤的手镣脚镣，每两天只吃一顿饭。1969年1月，刑法被修改，父亲重获自由。

    “政治煽动者”又一次入狱

    这番折磨似乎让父亲收了心，不久，他和母亲结婚，后来有了我。从表面上看，我们家过得不错，夏天可以到黑海之滨度假，还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家乡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

    秘密警察依然在监视父亲。母亲米瓦拉因为嫁给“政治煽动者”而被禁止教书，因为她可能“污染年轻一代的思想”。在婚姻与工作之间，她选择了婚姻，和父亲开了个食品店。

    1981年，罗马尼亚的食品短缺日益严重。饥肠辘辘的工人买不到食物，就把怒气撒到父母身上：“你们让我中午吃什么？”排队买面包的人常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

    每天打烊后，父亲就会长吁短叹。一天，他对母亲说：“我不想再这样虚度人生了。”

    他们买来两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没有向警方登记。按照当时的法律，买打字机的人必须向警方登记机器的型号、购买时间和地点，以及购买目的等，以防购买者“用打字机打印反政府诗歌”。

    每天晚上，父母用那台“非法”打字机打印反政府传单，在我和妹妹睡着后开着车四处散发。很快就有警察上门，查看传单上的字是否来自我们家的打字机。父亲把那台“非法”打字机埋在地下，拿出那台登了记的打字机让警察检查。

    1983年3月10日，父亲驾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市区。车上贴着审判齐奥塞斯库等内容的标语。在市中心，他一边把传单抛出车外，一边吹着口哨，以引起注意。他甚至把车开到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附近，希望有人记录他的举动，从而让世人知道，“铁幕”后的罗马尼亚人在抗议。

    在这之前，父亲没有向母亲透露半个字。

    这一次，父亲被判处10年监禁。

    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年一度的“探监之旅”。我们写给父亲的信常被退回。因为父亲在监狱里“表现不好”，我们得不到足够的食品。我们节衣缩食，给父亲寄去炸鸡、苹果和药品等，几个月后被退了回来。

    秘密警察配了一把我们家的钥匙，不准我们拉上厨房的窗帘。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一个同学为秘密警察记录我对父亲的感情。

    1985年，母亲被迫与父亲离婚。

    “我受美国保护，你们不能虐待我”

    1988年，齐奥塞斯库实施大赦，母亲语带嘲讽地说“历史会铭记他的怜悯之心”，没想到被秘密警察记录下来。30多年后，我们在解密档案里看到了这句话。

    当年2月5日，父亲出狱。秘密警察根据安装在我们家的窃听器了解到：孩子们蹦蹦跳跳，洋溢着喜悦之情；我的父亲查看了每个房间，找他的剃须刀和收音机；他把卡特林抱在怀里，逗个不停。根据秘密警察的记录，那天我们在凌晨3时45分才入睡，“目标（指父亲）还抱怨说心口疼”。

    要是没有这些记录，我们不会记得这些细节。

    父亲出狱几个月后，秘密警察记录道：“凌晨1时32分，我们听到有人打算进入安装了窃听装置的那个房间，但房门没开。我们听到有人走开，接着是一阵狗叫声——有陌生人试图进入这所房子。”

    “陌生人”是打算进入我家更换窃听器的秘密警察。

    骚扰无处不在。我们曾多次接到神秘男子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在市区的某个地方与其会面，还在半夜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个女人打来电话，要为父亲提供性服务。

    我们忍无可忍，决定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我怀揣父亲的坐牢证明，代表一家人辗转到美国大使馆请求帮助。

    我成功进入使馆，但出来后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审讯了45分钟。我不停地重复行前父亲教我的话：“我受美国保护，你们不能虐待我。”最后，他们不得不放我走。

    为了阻止我们离开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告诉母亲：“罗马尼亚人在富裕、懒惰的资本家掌权的西方，将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我们用了11个月办好护照，秘密警察仍未放弃阻止我们离开的努力。他们写道：“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劝阻目标（指母亲）离开。”其中一种方法是让母亲的朋友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她，这让母亲下定决心离开罗马尼亚。

    “你的女儿到了美国会成为妓女……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办理护照的办事员冲父亲吼道，并警告他，到美国后不要把在罗马尼亚的事说出去。

    “他们只是两个落魄的老人，不该枪毙他们”

    1989年年底，我们一家人到了美国密歇根州。这年圣诞节期间，罗马尼亚发生革命，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的画面。父亲没有欣喜若狂，而是不无忧虑地说：“这样做是错误的。”母亲流下了眼泪：“他们只是两个落魄的老人，不该枪毙他们。”我和妹妹载歌载舞，庆祝罗马尼亚革命成功。

    1999年，罗马尼亚将1989年之前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的档案解密。11年后，我回到罗马尼亚，搜集了1500页关于父亲的档案。

    这些档案显示，1983年母亲在医院里照顾我的弟弟时，秘密警察安排了一个女“病人”进入同一病房。医生和护士都知道真相。不久，女“病人”和母亲成了“朋友”，时常找母亲聊天，然后把聊天内容记录下来。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问问父亲，他驾车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散发传单时，是否想过家人的安危。

    这些档案给出了答案。当年，父亲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在动身前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但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