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6000多封信揭露贪腐，前总统也不放过
印度反腐斗士：用法律和生命反腐
本报特约撰稿 张文智
《
青年参考
》（
2014年04月16日
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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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瓦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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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些活动人士手持反腐标语，在街头抗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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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瓦勒认为，写信反腐对印度随处可见的腐败行为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
为了揭露官员的不当行为，多年来，印度反腐斗士苏巴斯·阿格瓦勒给报社写了6000多封信，创下了个人写给报社信件数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给报社写了6000多封信
印度德里市一条泥泞的小巷里，62岁的反腐斗士苏巴斯·阿格瓦勒正在紧张地工作。
阿格瓦勒位于巷子尽头的宽敞住宅，是个文件的世界。它们被用文件夹分门别类地放在衣柜里或架子上。
床边摆放着电脑桌，桌上有电脑显示器，还有许多报纸和信件。在被阿格瓦勒称为“媒体中心”的这间卧室里，有两部电话和一台大屏幕电视机。
法新社称，长期以来，阿格瓦勒根据《信息权利法》揭露印度官员数百起贪腐等案件。
“我现在是孤军奋战。每天都会收到四五十封信，写信者希望我把这些信转给报社。我必须一封一封地读，选出一些寄给报社，并就信件的内容同报社沟通。如有可能，还要出席听证会。”坐在电脑桌前的阿格瓦勒说。
为了揭露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多年来，阿格瓦勒给报社写了6000多封信，创下了个人写给报社的信件数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经年累月的紧张工作让他不堪重负，他一度产生了“归隐山林”的想法。
“我就像一台破旧不堪的机器，齿轮、轮子都需要更换了。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让我有些难以招架。”阿格瓦勒无奈地说。
给他写信的有升斗小民也有官员。近年来，“怀疑上司有不当行为的官员越来越多”，他们看不惯那些歪风邪气。阿格瓦勒说，若他们在同不当行为斗争时受挫，就会转而向他求助，“在信中请求我帮忙揭露上司的行为”。
这反映了阿格瓦勒的“能量”。《印度教徒报》称，2005年10月正式实施的《信息权利法》赋予民众查询政府文件的权利。在印度，有数百名活动人士致力于揭露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但没有哪个人拥有像阿格瓦勒这样的影响力。
“他的确对一些人关注的领域造成了巨大影响，”《印度时报》高级编辑曼诺吉·米塔表示，“在他的申请下，最高法院的法官不得不公开个人财产，增加执法透明度。”
借助法律向腐败宣战
印度“Livemint”网站称，1985年夏，阿格瓦勒在德里繁忙的“月光”集市里卖衣服。一天，他接到印度时任信息广播部副部长普罗克·查特吉打来的电话。此前，阿格瓦勒曾因国营的全印电视台没有每天播放他钟爱的电视剧《拉贾尼》而给报社写信。
“普罗克·查特吉亲自给我打来电话，”阿格瓦勒着意突出了“亲自”二字，“他说想和我及妻子探讨一些事。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门是怎样运作的，对于部长的权势也没有概念。”
阿格瓦勒和妻子先去购物，两小时后才去和那位副部长见面。
见面后，查特吉告诉这对夫妇，在总理拉吉夫·甘地的“特别要求”下，他安排了这次会面。然后，查特吉解释了全印电视台没有每天播放《拉贾尼》的“现实原因”。
事情已经过去29年，阿格瓦勒依然能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他是拉吉夫·甘地的支持者，总理的“间接垂询”给了他更多勇气。此后，他格外留意和政府部门有关的不良现象，并写信向报社反映。《信息权利法》实施后，他写给报社的信件数量开始“井喷”。
在印度，《信息权利法》被视为根治腐败的利器。借助这一利器，阿格瓦勒挑战了总理办公室、市政公司等诸多机构。他还不辞辛苦地向印度中央信息委员会询问，自己反映的问题处理到了哪一步，然后把这些信息反馈给媒体。因为这些努力，阿格瓦勒成为印度知名的公共人物，被称为“信息权利法活动家”。
目标升级：从巴士售票员到前总统
阿格瓦勒第一次给报社写信是在1967年，那时，他是德里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
一天，他乘坐印度国营的德里运输公司的巴士外出，发现售票员不按规定价格售票，私自多收票款。阿格瓦勒大声斥责售票员贪污，却被对方奚落。
“我愤怒极了，于是给《印度斯坦觉醒报》写信，揭露这一丑行。”阿格瓦勒对印度电视台“印地语新闻台”说，“不过写信时我有点儿害怕。那时我才17岁，担心因此惹麻烦。”
因为害怕，他没有在信中透露自己的具体住址，只是写上“德里工程学院”。
信寄出后不久，这封信就被刊登在报纸上。见报后的第二天，德里运输公司的负责人到了阿格瓦勒所在的学校，阿格瓦勒赶紧逃走。
等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学校，同学告诉他，运输公司的人是来赔礼道歉的。阿格瓦勒由此认识到了媒体的力量。
《信息权利法》实施后，阿格瓦勒的目标逐步升级。英国《卫报》称，在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筹备期间，印度奥委会主席、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拉什·卡尔曼迪被指和严重腐败行为有关。阿格瓦勒便是爆料人之一。
2012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出现在阿格瓦勒的“反腐瞄准镜”里。法新社称，该部门花费5.4万美元装修高官专用厕所，这一行为被阿格瓦勒曝光。
同年，阿格瓦勒将国会发言人频繁出国旅行公之于众。在此前的35个月里，该发言人出国旅行29次，共花费公款160万美元。
2013年，在阿格瓦勒的呼吁下，卸任印度总统职务仅一年的普拉蒂巴·帕蒂尔交出了在总统任期内收到的155件礼物。
写信反腐“是我的生命”
“有了新想法时，即使已是深夜，我也会起床，打开电脑工作。”阿格瓦勒对“印地语新闻台”说。妻子玛杜在一旁怜悯地点头。
多年来，阿格瓦勒把大量时间投入写信反腐行动，错过了许多赚钱的机会。他不看电影，不和朋友聚会，没空陪孩子。“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投身到这一工作中，”阿格瓦勒说，“它是我的生命。”
为了完成这一工作，阿格瓦勒必须“日复一日地观察”。他写信给政府部门，要求对方按照《信息权利法》公开某些信息，然后从这些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也通过新闻报道、政府内的消息人士获取线索。
律师萨拉布吉特·罗伊认为，阿格瓦勒只是为了出名。“他根本不懂《信息权利法》是怎么回事，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忙碌。他是个自私鬼。”
阿格瓦勒从不正面回应批评。“曾有一家知名媒体说我写信是为了出名，我没有回应，只是继续写信。半年后，这家媒体向我正式道歉。”
这个62岁的老人认为，写信反腐对印度随处可见的腐败行为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官员们都害怕自己的不当行为被披露。”阿格瓦勒说。
为了揭露官员的不当行为，多年来，印度反腐斗士苏巴斯·阿格瓦勒给报社写了6000多封信，创下了个人写给报社信件数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给报社写了6000多封信
印度德里市一条泥泞的小巷里，62岁的反腐斗士苏巴斯·阿格瓦勒正在紧张地工作。
阿格瓦勒位于巷子尽头的宽敞住宅，是个文件的世界。它们被用文件夹分门别类地放在衣柜里或架子上。
床边摆放着电脑桌，桌上有电脑显示器，还有许多报纸和信件。在被阿格瓦勒称为“媒体中心”的这间卧室里，有两部电话和一台大屏幕电视机。
法新社称，长期以来，阿格瓦勒根据《信息权利法》揭露印度官员数百起贪腐等案件。
“我现在是孤军奋战。每天都会收到四五十封信，写信者希望我把这些信转给报社。我必须一封一封地读，选出一些寄给报社，并就信件的内容同报社沟通。如有可能，还要出席听证会。”坐在电脑桌前的阿格瓦勒说。
为了揭露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多年来，阿格瓦勒给报社写了6000多封信，创下了个人写给报社的信件数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经年累月的紧张工作让他不堪重负，他一度产生了“归隐山林”的想法。
“我就像一台破旧不堪的机器，齿轮、轮子都需要更换了。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让我有些难以招架。”阿格瓦勒无奈地说。
给他写信的有升斗小民也有官员。近年来，“怀疑上司有不当行为的官员越来越多”，他们看不惯那些歪风邪气。阿格瓦勒说，若他们在同不当行为斗争时受挫，就会转而向他求助，“在信中请求我帮忙揭露上司的行为”。
这反映了阿格瓦勒的“能量”。《印度教徒报》称，2005年10月正式实施的《信息权利法》赋予民众查询政府文件的权利。在印度，有数百名活动人士致力于揭露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但没有哪个人拥有像阿格瓦勒这样的影响力。
“他的确对一些人关注的领域造成了巨大影响，”《印度时报》高级编辑曼诺吉·米塔表示，“在他的申请下，最高法院的法官不得不公开个人财产，增加执法透明度。”
借助法律向腐败宣战
印度“Livemint”网站称，1985年夏，阿格瓦勒在德里繁忙的“月光”集市里卖衣服。一天，他接到印度时任信息广播部副部长普罗克·查特吉打来的电话。此前，阿格瓦勒曾因国营的全印电视台没有每天播放他钟爱的电视剧《拉贾尼》而给报社写信。
“普罗克·查特吉亲自给我打来电话，”阿格瓦勒着意突出了“亲自”二字，“他说想和我及妻子探讨一些事。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门是怎样运作的，对于部长的权势也没有概念。”
阿格瓦勒和妻子先去购物，两小时后才去和那位副部长见面。
见面后，查特吉告诉这对夫妇，在总理拉吉夫·甘地的“特别要求”下，他安排了这次会面。然后，查特吉解释了全印电视台没有每天播放《拉贾尼》的“现实原因”。
事情已经过去29年，阿格瓦勒依然能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他是拉吉夫·甘地的支持者，总理的“间接垂询”给了他更多勇气。此后，他格外留意和政府部门有关的不良现象，并写信向报社反映。《信息权利法》实施后，他写给报社的信件数量开始“井喷”。
在印度，《信息权利法》被视为根治腐败的利器。借助这一利器，阿格瓦勒挑战了总理办公室、市政公司等诸多机构。他还不辞辛苦地向印度中央信息委员会询问，自己反映的问题处理到了哪一步，然后把这些信息反馈给媒体。因为这些努力，阿格瓦勒成为印度知名的公共人物，被称为“信息权利法活动家”。
目标升级：从巴士售票员到前总统
阿格瓦勒第一次给报社写信是在1967年，那时，他是德里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
一天，他乘坐印度国营的德里运输公司的巴士外出，发现售票员不按规定价格售票，私自多收票款。阿格瓦勒大声斥责售票员贪污，却被对方奚落。
“我愤怒极了，于是给《印度斯坦觉醒报》写信，揭露这一丑行。”阿格瓦勒对印度电视台“印地语新闻台”说，“不过写信时我有点儿害怕。那时我才17岁，担心因此惹麻烦。”
因为害怕，他没有在信中透露自己的具体住址，只是写上“德里工程学院”。
信寄出后不久，这封信就被刊登在报纸上。见报后的第二天，德里运输公司的负责人到了阿格瓦勒所在的学校，阿格瓦勒赶紧逃走。
等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学校，同学告诉他，运输公司的人是来赔礼道歉的。阿格瓦勒由此认识到了媒体的力量。
《信息权利法》实施后，阿格瓦勒的目标逐步升级。英国《卫报》称，在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筹备期间，印度奥委会主席、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拉什·卡尔曼迪被指和严重腐败行为有关。阿格瓦勒便是爆料人之一。
2012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出现在阿格瓦勒的“反腐瞄准镜”里。法新社称，该部门花费5.4万美元装修高官专用厕所，这一行为被阿格瓦勒曝光。
同年，阿格瓦勒将国会发言人频繁出国旅行公之于众。在此前的35个月里，该发言人出国旅行29次，共花费公款160万美元。
2013年，在阿格瓦勒的呼吁下，卸任印度总统职务仅一年的普拉蒂巴·帕蒂尔交出了在总统任期内收到的155件礼物。
写信反腐“是我的生命”
“有了新想法时，即使已是深夜，我也会起床，打开电脑工作。”阿格瓦勒对“印地语新闻台”说。妻子玛杜在一旁怜悯地点头。
多年来，阿格瓦勒把大量时间投入写信反腐行动，错过了许多赚钱的机会。他不看电影，不和朋友聚会，没空陪孩子。“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投身到这一工作中，”阿格瓦勒说，“它是我的生命。”
为了完成这一工作，阿格瓦勒必须“日复一日地观察”。他写信给政府部门，要求对方按照《信息权利法》公开某些信息，然后从这些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也通过新闻报道、政府内的消息人士获取线索。
律师萨拉布吉特·罗伊认为，阿格瓦勒只是为了出名。“他根本不懂《信息权利法》是怎么回事，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忙碌。他是个自私鬼。”
阿格瓦勒从不正面回应批评。“曾有一家知名媒体说我写信是为了出名，我没有回应，只是继续写信。半年后，这家媒体向我正式道歉。”
这个62岁的老人认为，写信反腐对印度随处可见的腐败行为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官员们都害怕自己的不当行为被披露。”阿格瓦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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