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应该善待告密者？

    英国税务总署的一位律师发现，他的上司大卫·哈奈特与高盛银行“有一腿”：帮助该银行逃掉了1千万英镑的利息税。他认为这样做不合规矩，就按照行业规则手册采取了行动。依据1998年通过的《公共利益披露法案》，他私下写信给国家审计署和议会的专门委员会。税务总署发现这件事立刻抓狂了。他们利用《调查权力法案》的反恐规定，搜查了这位律师的财物、电子邮件和通话记录。他最终失去了工作。

    下议院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玛格丽特·霍奇要求税务总署的负责人林荷马保证，再也不会对告密者使用反恐法，但是荷马拒绝了。

    英国税务局并非惟一的例子。上周，曝出大都会警察局篡改犯罪数字消息的警察被迫辞职，这是他“出于正直的信念和对公众利益的考虑而泄密的报偿”。他还因此接受警察的调查。更不用说Mid－Staffs医院的员工茱莉·贝利举报了国民保健系统（NHS）的不当行为后，不得不在当地劳工活动人士的侮辱、威胁和攻击下搬家，因为她“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耻辱”。

    《公共利益披露法案》应该保护举报人不受迫害、不被列入黑名单。举报案件数量在上升,其结果却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揭发英国公共部门丑闻的告密者无法得到官方的同情，很可能面临破碎的前程。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英国民主的默认设置是“俱乐部”：痛恨那些脱离队伍、对群体不忠诚的人。告密就是最典型的不忠。如果与英国安全机构的成员谈起爱德华·斯诺登，你能感到普遍的困惑。如果斯诺登那么关心国家安全局，为什么不向他的上司汇报他知道的一切？为什么不私下表示他的担忧？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这样做的人遭遇了什么。英国税务总署将告密者看作恐怖分子，警察部门像猎狗一样对揭发其失职的人穷追不舍。NHS及其爪牙将举报人赶出家园。无论揭发政府的失职行为多么符合公众的利益，它都会被指控为行为不当、违约或者威胁国家安全。

    所有的组织都痛恨将它们的工作内情泄露给外界，如果暴露会带来社会的厌恶或增加工作的风险，他们就更加痛恨。它们动用全部力量将被指控的高层包围和保护起来，同时让八卦贩子诋毁举报人的声誉。少许的行为失当真的有害吗？

    告密者是“俱乐部”中的稀有成员。明知道可能给自己带来痛苦和排斥，他们还是出于道德上的义愤感指控同僚。公共部门很容易给他们打上告密者、敌人之友的标签，除之而后快。实际上，公共部门真正的敌人是公共利益。

    斯诺登是共和党自由派、是控枪的反对者，并不是左翼分子。他不过是个技术宅，发现本应成为人类自由乐土的网络空间被联邦政府“绑架并且成为监视所有人的机器”。

    斯诺登从未对自身的下场心存幻想。维基解密的告密着，布莱德利·曼宁被判35年监禁。这正是斯诺登逃到香港的原因。但是，他认为他的告密已“过滤掉”任何可威胁西方世界安全的内容。很难相像一个更加没有卖国动机、事关更重大公共利益的告密。斯诺登改变了世界对网络安全的讨论，除了在英国。在这里，告密者仍然被看作无赖和变态。

    我将告密者看作古怪、勇敢且必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我理解所有组织都像对毒药一样急于将他们吐出去。他们破坏了纪律的权威，减弱了团体所需的成员内部之间信任。他们对制度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自行决定保密和泄密的界限在哪里。

    但是，随着机构和政府变得格外强势，让它们对行为负责更加艰难。所有的人际交往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但在公共机构中，必须划出保密和透明间的界限。若无法通过外界来划线，最后的方法就是内部人员出马。这些人应该得到保护，不过，似乎很少有人明白这一点。

    告密者并非总是对的，他们不是圣人，也很少有人能够躲过圣人般的殉难。至少，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圣人，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他们是恶魔。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