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奥米：我为卡扎菲打篮球

    在美国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亚历克斯·奥米，于2010年年底到利比亚，为属于卡扎菲家族的阿尔纳斯篮球队效力。不久，利比亚爆发内战，奥米卷入其中。

    几经周折，奥米回到美国，写出了回忆录《卡扎菲的组织后卫》。

    不久前，奥米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讲述了当年的惊险经历。

    卡扎菲的保镖殴打球员

    公寓很漂亮，也很宽敞，有两个起居室，3个卧室。公寓里的每件东西都是艺术品级的。镶着金边的沙发宽大而厚重，休想移动半分。不锈钢的大门让人联想到银行金库。

    这一天是2010年12月27日，我来到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将在阿尔纳斯篮球队打球。球队安排我住进班加西市中心的这套公寓。我在欧洲打球时也住过一些不错的房子，但这套公寓与众不同，就像印度泰姬陵那样光彩夺目。

    球队总裁艾哈迈德先生告诉我，“这套公寓是穆塔西姆·卡扎菲的，他是上校（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的儿子”，“阿尔纳斯是卡扎菲的球队，你在为卡扎菲家族打球”。

    我出生在尼日利亚并在那里长大，知道卡扎菲是我必须仰视的人。

    第一次同队友们合练时，我感觉到一种怪异的气氛。我问队里的另一名外国球员、来自塞内加尔的穆斯塔法·尼昂：“为什么大家看上去情绪低落？”

    “球队总是输球，他们领不到薪水，有些人受到了体罚。如果下一场还不赢，他们当中就会有人挨揍了。”穆斯塔法说。

    许多球员的胳膊上有伤痕，一名球员眼眶乌青。这是卡扎菲的保镖干的，他们抓住球员往更衣柜上撞。被打伤的都是些资历较浅的球员，不像我和穆斯塔法。在训练中，他们战战兢兢，生怕犯错。

    次日，我们搭乘一架私人飞机到的黎波里打比赛。卡扎菲家族不差钱，因此阿尔纳斯队坐得起私人飞机。但我们必须赢，如果输了，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卡扎菲上校看了那场比赛。开赛前，我看到他穿着一身白制服坐在看台上，旁边站着一名副官。他的儿子、掌管利比亚体育事业的萨阿迪·卡扎菲走到场上，和我交谈。

    那场比赛，我们赢了对手10分。赛后，艾哈迈德先生走进更衣室分发装有钞票的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约合1000美元的利比亚第纳尔。“这是领袖发的。”他说。

    从那之后，我开始在利比亚获得许多优待，因为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了卡扎菲家族成员和我交谈的画面。外出买东西或就餐，我再也不需要付账。

    邻居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在球场上，我是组织后卫，也是队长，相当于一支乐队的指挥。那场比赛之后，我们赢多输少，队友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但我们发现，教练沙里夫经常在训练中心神不宁。他是埃及人，很担心家里的情况。反政府运动正在阿拉伯世界蔓延，有传言说利比亚也会发生运动，但我从不把这种话当真。在一个领导人已经执政42年的国家里，谁会脑筋短路，干这种事情呢？

    我喜欢在公寓楼顶上看风景，尤其是想家的时候。2011年2月17日，大约早上9点15分，我在楼顶上看到，两三百名示威者在街对面的警察局前抗议。赶到现场的士兵没有发出警告就朝人群开枪，人们四散奔逃，地上到处是尸体。

    子弹乱飞。我趴在楼顶上，害怕极了。大约10分钟后，枪声消失，只剩下哀嚎和尖叫声。

    我回到房间，打电话给沙里夫教练。他正在回埃及的路上，叮嘱我呆在屋里。

    我又给穆斯塔法打电话，没打通。雪上加霜的是，网断了。

    窗外，一群孩子聚在那里，拿着枪和大砍刀。我意识到，正常的生活结束了。

    走廊上传来叫喊与扭打的声音。声音渐渐变小时，我悄悄打开门，发现邻居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奇怪的声音从走廊的某个角落传来，哭声中伴着粗重的喘息声。我匍匐着来到走廊上，看到一个士兵在强奸一个小女孩。

    我怒火中烧时，一个士兵从暗处走了出来，用枪戳着我，示意我回到屋里。他从外面把我的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瘫坐在地上，无声地哭起来。

    逃离利比亚的旅途将“非常危险”

    隔壁房间住着几个女人和一个婴儿，我把大部分食物给了她们。我觉得两三天后，动荡就会结束。

    然而，我在喊叫声、警报声、枪声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不敢上床睡觉，实在困极了就打个盹儿，希望海豹突击队从天而降，把我救出险境。

    屋里没有电和水，食物消耗殆尽。实在渴得受不了，我只有喝尿。

    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为了活命，我从窗台上的盆花里捉虫子吃，在卫生间里捉蟑螂吃。在饿极了的情况下，这些令人反胃的昆虫像牛排那样美味。

    被困在公寓里12天后，手机响了起来。“我的兄弟，你现在怎样？”穆斯塔法问。

    他和我一样，被困在公寓里不能外出。他说我的女友从美国打电话给他，发疯般问我的情况。

    第二天，穆斯塔法告诉我，球队总裁艾哈迈德承诺帮我们离开利比亚，但我们得到他的办公室去。虽然我的住处离他的办公室只有两个街区，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活着到那里。

    我拖着虚弱的身体，花了一刻钟才从7楼走下来。在大街上，我看到了那群孩子，其中一个端着一支跟他身高差不多长的AK-47步枪。看到我走路直打晃，孩子们搀着我到了艾哈迈德的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穆斯塔法。

    艾哈迈德告诉我们，逃离利比亚的旅途将“非常危险”。几天前，他雇了一辆车，把一名喀麦隆足球运动员送到利比亚与埃及边境。在接受反政府武装检查时，这名球员紧张得撒腿就跑，被检查人员开枪击倒。

    饱餐了蛋糕、痛饮了几瓶水后，我恢复了体力，步行回公寓收拾东西。

    闯过重重关卡回到美国

    凌晨两点，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我提着行李箱匆匆下楼。身高2.08米的穆斯塔法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离开班加西15分钟后，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检查站。反政府武装人员看过我们的护照后，打开我们的箱子搜查，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我们是黑人，他们怀疑我们是卡扎菲的雇佣军。

    由于不时要停下来接受检查，6小时的路程变成了12小时。

    在埃及，我接到了沙里夫教练的电话，他在亚历山大港，让我过去。

    我觉得自己需要休整一下，于是我和穆斯塔法道别，启程去亚历山大港。

    见到沙里夫教练时，他盯着我连连摇头：“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伙子了……”

    这时的我面容憔悴，眼睛里布满血丝，满嘴恶臭……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沙里夫教练和妻子悉心照顾我，还让我到亚历山大奥林匹克篮球队打球，他昔日的一位弟子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我不关心球队给我多少薪水，回归正常生活最重要。

    奥林匹克队希望我帮他们打入季后赛，但我们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联赛冠军。

    回到美国后，我的父亲已因糖尿病发作陷入昏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让我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利比亚的经历让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我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一呆就是15个小时。

    我试图忘掉在利比亚经历的一切，但家人鼓励我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我写了回忆录《卡扎菲的组织后卫》。写这本书并不容易，说多了都是泪！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又一次上场打球。对我来说，篮球是治愈创伤的良药。在篮球场上拼搏的我才是原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