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卫士”从纳粹手中夺宝

    为夺回被纳粹劫掠的艺术瑰宝，一群来自同盟国的学者披上“古迹卫士”的战袍；二战硝烟尚未散尽，他们的足迹已遍布欧陆，最终在阿尔卑斯山麓收获了决定性胜利。时隔70年，一部集合了众多好莱坞明星的同名影片，令这段英雄传奇家喻户晓。

    前段时间，由好莱坞大腕乔治·克鲁尼执导并担纲主演的电影《古迹卫士》（又译《盟军夺宝队》）在美国上映。3月下旬，号称集战争、悬疑、喜剧元素于一身的该片将登陆中国国内院线。改编自作家罗伯特·埃德赛所著同名小说的《古迹卫士》，讲述了二战末及结束后，同盟国派出的一支特殊部队走遍欧洲、寻找落入纳粹之手的文化宝藏的故事。与经过艺术加工的电影联动，不少欧美媒体纷纷刊发文章，从史实角度还原“古迹卫士”的真容。

    不扛枪的特殊部队

    1945年5月，炮声还在欧洲大陆回荡，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阿尔陶塞镇上，一座古老的盐矿迎来了神秘访客——在罗伯特·波西上尉和列兵林肯·柯尔斯坦带领下，一队身穿制服的人钻过狭小的入口，走进矿井深处。他们举着照明灯，不住地朝四下打量。

    此地就像传说中的藏宝洞：一个约一英尺高的空纸箱上，摆着祭坛组画《羔羊的崇拜》中的8幅（共21幅），这些荷兰画家杨·范·艾克的得意之作，号称15世纪欧洲艺术的代表；名为《圣母玛利亚》的那幅中，圣母头戴鲜花装饰的王冠，手捧书本，心无旁骛。

    “电石气灯照耀下，圣母王冠上的宝石仿佛熠熠生辉。”时隔多年，柯尔斯坦仍然对画中那些美仑美奂的细节记忆犹新。

    柯尔斯坦并非军人。他和波西隶属于盟军“古迹、艺术品和档案部”。该部成员来源异常复杂：博物馆长、图书馆长、艺术家、建筑师、史学家、环境保护者……为了减少战火对人文遗产的损害，他们中断了手头的工作，帮助盟军在欧洲寻找被纳粹劫掠的宝物。

    和冲锋陷阵的英雄们有别，这支特殊部队的贡献长期不为人知。直到战后多年，在布鲁塞尔工作的林恩·尼古拉斯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那上面说，一位追查纳粹掠夺艺术品的行径长达数年，并只身保住6万件珍宝的法国女子去世了。这则消息促使尼古拉斯身体力行地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于1995年出版了《欧洲的掠夺：西方艺术品二战蒙难记》。正是受她启发，罗伯特·埃德赛才于2009年写出了小说《古迹卫士》，对“古迹、艺术品和档案部”的寻宝、护宝事迹来了一番戏说，进而激起了乔治·克鲁尼的创作热情。

    当然，故事和现实间肯定会有落差。影片上映后，自由作家吉姆·莫里森根据美国艺术档案馆保存的“古迹卫士”的个人文章、访谈记录，以及他们当年在欧洲寻宝时的照片和笔记，撰写文章并向《史密森尼杂志》投稿，为读者了解真实的“古迹卫士”提供了一条渠道。

    影片主角原是谦逊学者

    《波士顿环球报》也恰如其分地指出，在影片《古迹卫士》中由乔治·克鲁尼扮演的男主人公弗兰克·斯托克斯，原型是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在该校历史最悠久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工作过的文物保存专家——乔治·斯托特（1897～1978）。

    斯托特参加过一战，深知战火对人文财富的摧残之严重。二战还未全面爆发，他就打算成立一个由美英两国专业人士组成的文物保护机构，可惜未获响应。

    可以确定的是，1940年左右，美国“哈佛防御集团”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等多家机构已就避免欧洲艺术品、历史遗迹免受纳粹分子的掠夺和毁坏，展开了保护及抢救工作。1944年2月，拥有1200年历史的意大利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毁于战火，人们还在为此痛惜不已时，“遗产、艺术品和档案部”横空出世。同年12月，当时服役于美国海军，负责研发飞机伪装技术的斯托特接到了一纸调令，成为17名“古迹卫士”中的领头者。

    克鲁尼的演技十分出色，银幕上的斯托克斯颇具幽默感、有求必应，又对文物保护工作充满激情。不过据媒体考证，影片与史实多少存在一定出入。

    在同事们眼里，现实中的斯托特其实很低调，“他说话语调柔和，总是微微弯下腰，摆出一副歉疚的姿态，‘我很抱歉打扰你，但是……’看起来书生气更浓。”

    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列兵柯尔斯坦，他的前半生与文物保护全无交集——作为一名长居纽约的作家兼评论家，他曾在1941年12月创办了一个芭蕾舞团。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柯尔斯坦也投笔从戎，可还没来得及扛枪上阵，就被“遗产、艺术品和档案部”看中了。

    起初，“古迹卫士”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欧洲的古迹和知名建筑物。他们来到法国北部时，没从军方那里得到半点实际支持，而是仅凭手头的一张“需要保护的古迹清单”，尽最大努力抢救还来得及挽回的一切。为了使教堂等不被毫无文物保护知识与概念的盟军士兵糟蹋，他们索性给建筑物围上白色隔离带，将其伪装成雷区，让大兵们不敢靠近。

    纳粹德国全面投降后，“古迹卫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寻找、追讨文物上来。此时，这支特殊的队伍已经发展到350人规模，成员分头行动，通过仔细查阅历史档案、搜查纳粹官员的住宅、访问博物馆负责人和目击证人等方式，在欧洲各地寻找失落于战乱中的财宝。

    一次牙疼引来惊天发现

    前述阿尔陶塞矿井里的文物，便是希特勒命人搜刮的。后者独揽大权后，决心把少年时期定居过的奥地利小城林茨建设成堪与维也纳抗衡的文化中心，用一座“元首博物馆”收藏和展出各色艺术品。但直至他本人吞枪自杀，这一心愿也未实现，从欧洲各地掠夺来的无数珍宝，被运到阿尔陶塞镇上藏匿起来。其中包括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布鲁日的圣母》、祭坛组画《羔羊的崇拜》，以及17世纪荷兰重量级画家约翰尼斯·弗美尔的多幅传世经典。

    “古迹卫士”之所以能发现这批深藏地下的宝藏，得感谢波西上尉的一次牙疼。那是1945年3月，他告假前往德国城市特里尔的牙科诊所，无意间听牙医提到，后者的女婿曾帮纳粹二号人物戈林搜集了“一车皮一车皮的艺术品”，正急着把家人向安全的地方转移。

    波西和牙医的女婿见面后，走投无路的对方不得不将阿尔陶塞的秘密和盘托出。

    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矿井的确是存放艺术品的理想地点，坑道内的温度和湿度恒定，最深的一条钻入山体达1英里（约1.62公里）。战争期间，德国人在洞里铺路、砌墙、造房，从1943年开始批量运进文物，从而造就了“古迹卫士”们的辉煌战果：总共发现了6577幅油画，2300幅素描和水彩画，954幅其他绘画，137尊雕塑，129件兵器和铠甲，484箱档案，78件家具，122块挂毯，79篮子的手工艺品，1200箱书籍，还有283箱货物内容不详。

    现存于美国艺术档案馆的斯托特工作日志提到，眼见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希特勒曾于1945年3月19日发布“尼禄法令”，要求“帝国境内所有的军用交通和通讯设备、工厂、仓库以及其他有利用价值的一切设备，都得毁坏”，“以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被敌人利用”。阿尔陶塞矿井里的文物，也在必须破坏的物品范围内。

    当地纳粹指挥官奥古斯特·埃格鲁伯闻讯，忙不迭地让人往矿井里运了8个大箱子，上头标有“大理石，小心轻放”字样——其实里面装的是炸药，总重半吨以上。

    一旦德国人动真格的，成千上万件无价之宝必然灰飞烟灭。惨剧为何没有发生？根据埃德赛在其著作中的说法，当地矿工强烈反对炸毁矿井，称这不只是为了保住文物，还是为了保留他们的谋生之道；即便是在德军内部，也有人认为，埃格鲁伯若依令行事的话“就太蠢了”。这两股力量很快携起手来，看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矿工悄然移走了绝大部分炸药。

    就这样，5月5日，随着一声巨响，剩下的那一点炸药将矿井入口处轰塌，本来要被毁掉的文物被安全地封存起来，直到“古迹卫士”们现身。

    暗中和苏联同行赛跑

    如此庞大的宝藏安然无恙，斯托特等人喜不自胜。他起初估算，要将矿井内的文物全部移出需要至少一年。但只过了一个多月，形势变化就赶在了计划前头：战争结束后，美苏在欧洲重划势力范围，矿井所在地“看来不可避免地要被苏联人控制”。而且美军获知，莫斯科方面同样成立了“战利品旅”，搜集纳粹藏匿的财宝的热情更加高涨。

    上级遂严令斯托特，必须在7月1日前“把（矿井内）所有的文物转移出来”。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6月18日，斯托特在工作日志中叹息道：“到11点30分为止，运出的文物还不够两卡车……进度太慢了，需要更多人手。”

    此后一段时间，所有“古迹卫士”都上足了发条，时常从早晨4点一直干到夜里10点。然而，主观上的努力是一回事，恶劣的客观条件是另一回事——后勤糟糕，通讯不畅；没有足够的车辆将清理出来的文物运往240公里外的文物收集点——位于慕尼黑的原纳粹党总部，已有的卡车也经常出故障；找不到足够的填充物塞在装文物的箱子里；干活时的吃饭、休息也不好解决……何况天总是下雨。斯托特写道：“大家都牢骚不断。”

    幸好，到7月1日，美苏还在为争地盘扯皮，给了“古迹卫士”们抢运文物的时间。7月19日，斯托特报告称，他们已运出了80卡车文物。此后，累得几乎散架的他获准回国休假，接着又被派往日本，阿尔陶塞矿井的文物转移工作交由其他“古迹卫士”继续完成。

    这支队伍直到1946年才离开欧洲。那些被劫掠又被寻获的文物，大部分物归原主。

    战后，斯托特甚少对外透露自己作为“古迹卫士”时的见闻，仅在1978年的一次采访中，简略地提到了当年在阿尔陶塞与另外两个矿井的任务。实际上，他在欧洲工作时就口风极严，就连在给妻子写家信时，也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在进行“战地旅行”。

    相比之下，列兵柯尔斯坦不愿在其自传中“hold”住那些精彩镜头。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到，斯托特“是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正是他，拯救了那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