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效忠政府，或有损社会公正

    本文作者是美国早期作家、哲学家，也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围绕政府权威和公民义务展开的思辨，对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政治领袖影响深刻。

    我每年都会和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代表马萨诸塞州州政府——有一次面对面接触的机会，那就是和税务官打交道。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承认我。”反过来讲，我要表达自己对这个政府的厌恶和不满，最有效、最简单的必经之途，便是否定它的存在。

    我拒绝缴纳人头税已有六年了，还为此在监狱住过一晚。当时，打量着四周半米多厚的石墙，包满了铁皮的木门，还有密不透光的铁栅栏，我被震撼到了，被这个制度的愚蠢和它对待我的方式震撼，它仿佛只把我当成血肉之躯，可以锁起来。

    对我来说，肉身的监禁根本不算什么，监狱的围墙只是浪费水泥和砖头的东西。他们的威胁或赞美中，都存在一个错误，即认为我最大的愿望是从监牢中得到释放。我笑看着他们费劲地把牢门锁好，但我的思绪依然进出自由。他们无法触及我的思想，就只能惩罚我的身体，这种做法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无法反抗家人，就去打骂他们的狗。

    由此，我发现我的州政府是如此愚蠢，它就像一个继承了万贯家财的女人，胆小、孤独，不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丧失了对它仅存的敬意，开始怜悯它。

    马萨诸塞州为崇尚自由和不那么沮丧的人们，准备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监狱了。这里有逃亡的奴隶，有来自墨西哥的囚徒，还有要为自己的部落洗刷耻辱的印第安人，是一片被隔绝却充满了尊严之花的乐土。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人的影响消失在监狱里了，他们不会搅得当权者不得安宁了，他们在高墙内就不再构成威胁了，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面对多数，如果少数觉得无力反抗而服从，那就连少数也算不上了。但如果少数全力反抗，却能战无不胜。原因是，要是非得在两个选项——把全部正义之人投入监牢，或放弃战争和奴隶制——之间挑一个的话，政府将不得不选择后者。即便有一千人拒绝交税，这也不属于血腥和暴力的手段；而我们一旦交了税，政府就有能力实施暴力，出现无辜的鲜血。

    我现在就看到，这种鲜血仍在不停地流淌。

    我从不拒交修路费，因为我希望自己是个好邻居；我也不拒绝为教育纳税，而我本人也一直为教育村民尽一份力；我甚至不想去了解自己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哪怕是买了一把杀人的枪，毕竟，钱本身是无辜的。我只是不愿愚忠于政府，担心盲目效忠的后果。

    别人为什么一直在交我拒交的税？那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出于对政府的同情，二是他们向来如此，只是因循前例。然而，这样做很可能是在维护不公。如果他们交税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那便是错误的。他们根本没考虑清楚，这种自私的想法会如何扭曲社会的公正。

    有个睿智的中国人说过：“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础。”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再到民主制，每一步都是对人的尊重的进步。那么，民主制是否是政府的终极形式呢？它能否在人权的认知和组织上更进一步呢？直到国家把人作为更高、更独立的力量，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国家权威的来源，并能够正确地对待每一个人，才会真正出现自由和文明的国家。

    □节选自《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2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