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维权律师：永远“在野”，永远监督
本报特约撰稿 穆康德
《
青年参考
》（
2014年02月19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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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顺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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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顺贵和妻子林子凌 |
在台湾，律师詹顺贵拥有“环保律师教父”之称。
他说自己是“最不会赚钱的律师”，总是忍不住一头扎进和弱势群体相关的案件，只求正义得以彰显。
出身“劳动人民”家庭，愿为“劳动人民”争取权益
遇到负担不起律师费的民众，“维权律师”詹顺贵就不收费。
台湾共有七八千名律师，其中三四百位参与维权工作，台北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律师詹顺贵是其中的代表。“维权”的对象是弱势群体，比如“拆迁户”。
詹顺贵把几乎一半的时间用于无偿代理维权案件，包括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的土地征收案件——苗栗县大埔案。他告诉“美国之音”电台：“元贞的6个合伙人有着共同的理念，不仅仅以商业为取向。”
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1992年取得律师执照，1996年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律师一道创建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
詹顺贵说，近几年，台湾各地“从都市到乡村，大型企业财团的掠夺行为似乎愈演愈烈”。“由于民众敢于挑战，案子仿佛突然都冒出来了。”
他和同事们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无偿代理维权案件，因此，无论事务所的收入还是所里每位律师的收入，都逊色于同行。
并不出众的薪水或许无法让他和同事们买到心仪的车，或台北市中心的房子。对此，詹顺贵认为，房租付得出来，薪水付得出来，又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已经不错了。
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既不懂法律，也没有能力聘请律师，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詹顺贵，愿意为“劳动人民”争取权益。
自称“最不会赚钱的律师”
为弱势群体奔走的詹顺贵经常被“利诱”。
“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废弃物处理的问题来找我，开出上百万元的律师费。”詹顺贵说，担任环境影响评价委员时，一家企业的项目要送审，上门邀请他担任法律顾问，还说价格随便开。“但这些案子我都不会接。”他说。
除了环保，他还长期关注智障人群，长期担任心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智障者家长总会的义务律师。
他说自己是“最不会赚钱的律师”，总是忍不住一头扎进和弱势群体相关的案件，只求正义得以彰显。就像大埔征地案，土地被征收后，农民的财产权受到侵害，社会关系也被斩断，没人帮他们怎么行？
詹顺贵也被称为台湾“环保律师教父”，许多涉及环保的案件中，都有他的身影。
詹顺贵出生于台湾中部的乡村，家境并不殷实。祖父是佃农，父亲是工人。詹顺贵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妹妹。
考大学时，詹顺贵本想学习中文或历史，但家人反对。“家里希望我学比较有出路的专业。台湾大学法律系并非我的第一志愿，但我的分数刚好落在那里。即使读了法律系，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去旁听文史的课程。”
因为始终醉心于文史，大学毕业后，詹顺贵没有马上去考律师执照，而是在银行里担任法务工作。1988年，詹顺贵进入“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当了4年的法务人员，跟周美青（马英九的妻子）在同一个银行，只是周美青在总行，他在分行。
在银行工作，詹顺贵每年能领18个月的薪水，还有配股、存款利息优厚等福利，也不经常加班。
“一开始不觉得非考律师执照不可。我进银行的起薪已有三万五，优厚的薪水，轻松的工作，让我安于现状。但遇到比较大的案件时，上级不会听我们的意见，而是额外聘请知名律师。我受了刺激，才发愤图强准备考律师执照，考过就离开了银行。”
另一段“受刺激”的经历改变了詹顺贵的人生轨迹。
“大学时，我参加了登山社，征服了很多大山。有一次，登山社邀请鸟类学会的解说员来演讲，他带来好多鸟的照片。拍照片的这些地方都是我登山时走过的，但我没有发现这么漂亮的鸟。‘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跑去参加鸟类学会，后来也成了解说员。”
1990年至1991年，高尔夫球场成为台湾资金追捧的目标。詹顺贵在赏鸟时突然发现，一个山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草皮和水塘。
“我不能容忍我喜欢的环境被破坏！”于是，詹顺贵投身环保诉讼。
创办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后，詹顺贵在银行工作时累积的人脉发挥了作用，事务所的规模逐渐扩大。
事务所的合伙人有各自关心的公益领域。开合伙人会议时，负责财务的同事有时会唉声叹气：“这个月又亏钱了！”大家于是笑着自掏腰包。
在詹顺贵的影响下，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开始关注环保案件。
为了让年轻律师对土地有感情，詹顺贵常常带着年轻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去了解案情，与当地人交流，和土地亲密接触。“接触后才有感情。”詹顺贵年轻的同事李明芝对台湾《商业周刊》杂志说。
嫁给詹顺贵，损失很大
“你的另一半不希望你跟其它律师一样赚大钱吗？”每当有人这么问时，向来能言善辩的詹顺贵就会欲言又止。“能赚很多钱，最好，要不然至少要有很多时间可以陪她……可金钱和时间我都没办法给，我们因为个性不合离婚了。”离婚后，读小学的儿子跟前妻一起生活。
在代理大埔征地案期间，詹顺贵找到了另一半。
蛮野心足生态协会秘书长林子凌是台湾环保界的代表人物，揭露了多起案件的真相，让许多官员丢了乌纱帽，有“处长杀手”之称。林子凌对案件进行调查后，由詹顺贵从法律层面切入，两人密切合作，“爱情长跑”也在悄悄继续。
2013年，林子凌长了不明肿瘤，詹顺贵决定和她厮守一辈子。
当年8月3日是林子凌的生日，这一天，这对出了名的情侣在新北市新店区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升格为夫妻。
当天，两人都穿着红色的上衣。原本不打算通知友人，但还是泄露了消息。台湾农村阵线的十几位成员带着花束到场，见证他俩的幸福时刻，高喊：“今天拆政府，明天要幸福！”
台湾《自由时报》称，林子凌笑着抱怨，詹顺贵没有准备戒指，她就嫁了，损失很大。詹顺贵在一旁腼腆地微笑。
对于妻子的损失，詹顺贵没有隐瞒：“我的收入讲出来很多人都不相信。在台北生活了20多年，我到现在还是租房住。”
永远“在野”，永远监督
几年下来，詹顺贵代理的大埔案以弱势群体的胜诉告终。2014年1月，台湾“内政部”宣布，当地政府在征收张森文、彭秀春夫妇等4户人家土地的过程中违法，应该进行补偿。
1月29日，台湾“中央社”称，大埔案并未因“内政部”放弃上诉而尘埃落定。律师詹顺贵表示，法院支持了4户人家的诉讼请求，驳回了19户人家的诉求，原告已提起上诉。
詹顺贵说，法院的裁决称，本案中争议的土地在客观上无法返还，但原告认为，客观上并不存在不能返还的情形，只是想还与不想还的问题。
“我喜欢读《史记》，向往行侠仗义的潇洒，难以坐视社会上的不公。”戴着金边眼镜的詹顺贵，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
他的博客名为“独立苍茫”。他说，投身环境诉讼十几年，很孤单，于是想到了杜甫的名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或许正是这份孤单激发了他的斗志。
这位“维权律师”说，他希望做永远的“在野党”，监督的对象不以党派区分，而以台上台下区分。
詹顺贵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台湾有另外一种声音，说相当一批人非常厌恶国民党和民进党，所以一些人在考虑，要不要组成‘第三势力’。有人问过我，我没有明确表示是不是加入。”
他的观点是，如果“第三势力”一直保持监督者的角色，他可能考虑加入；如果“第三势力”有一天也要掌握政权，那么他要保留“在野”的身份，“以便监督”。
在台湾，律师詹顺贵拥有“环保律师教父”之称。
他说自己是“最不会赚钱的律师”，总是忍不住一头扎进和弱势群体相关的案件，只求正义得以彰显。
出身“劳动人民”家庭，愿为“劳动人民”争取权益
遇到负担不起律师费的民众，“维权律师”詹顺贵就不收费。
台湾共有七八千名律师，其中三四百位参与维权工作，台北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律师詹顺贵是其中的代表。“维权”的对象是弱势群体，比如“拆迁户”。
詹顺贵把几乎一半的时间用于无偿代理维权案件，包括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的土地征收案件——苗栗县大埔案。他告诉“美国之音”电台：“元贞的6个合伙人有着共同的理念，不仅仅以商业为取向。”
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1992年取得律师执照，1996年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律师一道创建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
詹顺贵说，近几年，台湾各地“从都市到乡村，大型企业财团的掠夺行为似乎愈演愈烈”。“由于民众敢于挑战，案子仿佛突然都冒出来了。”
他和同事们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无偿代理维权案件，因此，无论事务所的收入还是所里每位律师的收入，都逊色于同行。
并不出众的薪水或许无法让他和同事们买到心仪的车，或台北市中心的房子。对此，詹顺贵认为，房租付得出来，薪水付得出来，又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已经不错了。
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既不懂法律，也没有能力聘请律师，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詹顺贵，愿意为“劳动人民”争取权益。
自称“最不会赚钱的律师”
为弱势群体奔走的詹顺贵经常被“利诱”。
“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废弃物处理的问题来找我，开出上百万元的律师费。”詹顺贵说，担任环境影响评价委员时，一家企业的项目要送审，上门邀请他担任法律顾问，还说价格随便开。“但这些案子我都不会接。”他说。
除了环保，他还长期关注智障人群，长期担任心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智障者家长总会的义务律师。
他说自己是“最不会赚钱的律师”，总是忍不住一头扎进和弱势群体相关的案件，只求正义得以彰显。就像大埔征地案，土地被征收后，农民的财产权受到侵害，社会关系也被斩断，没人帮他们怎么行？
詹顺贵也被称为台湾“环保律师教父”，许多涉及环保的案件中，都有他的身影。
詹顺贵出生于台湾中部的乡村，家境并不殷实。祖父是佃农，父亲是工人。詹顺贵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妹妹。
考大学时，詹顺贵本想学习中文或历史，但家人反对。“家里希望我学比较有出路的专业。台湾大学法律系并非我的第一志愿，但我的分数刚好落在那里。即使读了法律系，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去旁听文史的课程。”
因为始终醉心于文史，大学毕业后，詹顺贵没有马上去考律师执照，而是在银行里担任法务工作。1988年，詹顺贵进入“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当了4年的法务人员，跟周美青（马英九的妻子）在同一个银行，只是周美青在总行，他在分行。
在银行工作，詹顺贵每年能领18个月的薪水，还有配股、存款利息优厚等福利，也不经常加班。
“一开始不觉得非考律师执照不可。我进银行的起薪已有三万五，优厚的薪水，轻松的工作，让我安于现状。但遇到比较大的案件时，上级不会听我们的意见，而是额外聘请知名律师。我受了刺激，才发愤图强准备考律师执照，考过就离开了银行。”
另一段“受刺激”的经历改变了詹顺贵的人生轨迹。
“大学时，我参加了登山社，征服了很多大山。有一次，登山社邀请鸟类学会的解说员来演讲，他带来好多鸟的照片。拍照片的这些地方都是我登山时走过的，但我没有发现这么漂亮的鸟。‘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跑去参加鸟类学会，后来也成了解说员。”
1990年至1991年，高尔夫球场成为台湾资金追捧的目标。詹顺贵在赏鸟时突然发现，一个山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草皮和水塘。
“我不能容忍我喜欢的环境被破坏！”于是，詹顺贵投身环保诉讼。
创办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后，詹顺贵在银行工作时累积的人脉发挥了作用，事务所的规模逐渐扩大。
事务所的合伙人有各自关心的公益领域。开合伙人会议时，负责财务的同事有时会唉声叹气：“这个月又亏钱了！”大家于是笑着自掏腰包。
在詹顺贵的影响下，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开始关注环保案件。
为了让年轻律师对土地有感情，詹顺贵常常带着年轻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去了解案情，与当地人交流，和土地亲密接触。“接触后才有感情。”詹顺贵年轻的同事李明芝对台湾《商业周刊》杂志说。
嫁给詹顺贵，损失很大
“你的另一半不希望你跟其它律师一样赚大钱吗？”每当有人这么问时，向来能言善辩的詹顺贵就会欲言又止。“能赚很多钱，最好，要不然至少要有很多时间可以陪她……可金钱和时间我都没办法给，我们因为个性不合离婚了。”离婚后，读小学的儿子跟前妻一起生活。
在代理大埔征地案期间，詹顺贵找到了另一半。
蛮野心足生态协会秘书长林子凌是台湾环保界的代表人物，揭露了多起案件的真相，让许多官员丢了乌纱帽，有“处长杀手”之称。林子凌对案件进行调查后，由詹顺贵从法律层面切入，两人密切合作，“爱情长跑”也在悄悄继续。
2013年，林子凌长了不明肿瘤，詹顺贵决定和她厮守一辈子。
当年8月3日是林子凌的生日，这一天，这对出了名的情侣在新北市新店区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升格为夫妻。
当天，两人都穿着红色的上衣。原本不打算通知友人，但还是泄露了消息。台湾农村阵线的十几位成员带着花束到场，见证他俩的幸福时刻，高喊：“今天拆政府，明天要幸福！”
台湾《自由时报》称，林子凌笑着抱怨，詹顺贵没有准备戒指，她就嫁了，损失很大。詹顺贵在一旁腼腆地微笑。
对于妻子的损失，詹顺贵没有隐瞒：“我的收入讲出来很多人都不相信。在台北生活了20多年，我到现在还是租房住。”
永远“在野”，永远监督
几年下来，詹顺贵代理的大埔案以弱势群体的胜诉告终。2014年1月，台湾“内政部”宣布，当地政府在征收张森文、彭秀春夫妇等4户人家土地的过程中违法，应该进行补偿。
1月29日，台湾“中央社”称，大埔案并未因“内政部”放弃上诉而尘埃落定。律师詹顺贵表示，法院支持了4户人家的诉讼请求，驳回了19户人家的诉求，原告已提起上诉。
詹顺贵说，法院的裁决称，本案中争议的土地在客观上无法返还，但原告认为，客观上并不存在不能返还的情形，只是想还与不想还的问题。
“我喜欢读《史记》，向往行侠仗义的潇洒，难以坐视社会上的不公。”戴着金边眼镜的詹顺贵，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
他的博客名为“独立苍茫”。他说，投身环境诉讼十几年，很孤单，于是想到了杜甫的名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或许正是这份孤单激发了他的斗志。
这位“维权律师”说，他希望做永远的“在野党”，监督的对象不以党派区分，而以台上台下区分。
詹顺贵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台湾有另外一种声音，说相当一批人非常厌恶国民党和民进党，所以一些人在考虑，要不要组成‘第三势力’。有人问过我，我没有明确表示是不是加入。”
他的观点是，如果“第三势力”一直保持监督者的角色，他可能考虑加入；如果“第三势力”有一天也要掌握政权，那么他要保留“在野”的身份，“以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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