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返美的战俘：朝战三八线成人生分水岭

    朝鲜战争结束后，21名美军战俘没有接受遣返，留在了亚洲。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他们中的多数返回了家乡，但仍有4人在异国度过余生，遭遇各不相同。

    前不久，多年来行踪成谜的一名美军下士的个人档案在捷克重见天日；早已埋骨他乡的他，为美国《纽约客》杂志报道“并未返回故土的朝战战俘”的故事提供了线索。

    斯洛伐克中部城市日利纳的市中心，坐落着一片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公墓，美国陆军下士约翰·邓恩长眠于此。这座坟茔乍看起来不算起眼——按照习俗，战士们会在阵亡处就地安葬，历史上，共有超过10万名阵亡美军士兵安息于欧陆各国。

    然而，邓恩曾经战斗的地方并非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距日利纳5000英里的朝鲜半岛；时隔60载，他始终未能魂归故土，原因在于他曾是“流浪”的战俘。 

    21个美国兵奔赴中国

    1953年7月26日，历时两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尘埃落定，冷战后东西方阵营的第一次交锋宣告结束。然而，双方互换战俘期间，23名美军公开拒绝回国。这些人大多签署了请愿书、写过报告、发表过演说，谴责美国卷入战争；有些人的举止更加激烈：批判狱友的“反动思想”、参加各种宣传活动、甚至穿上了中国军人的制服。

    美国军方为此感到难堪，进而愤怒不已。在他们看来，这些战俘的行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叛国罪——一项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责；何况，他们声称将去中国开始新生活。

    1953年秋，在全世界面前，战俘们衣冠齐整，面对摄影机镜头发表演讲，描述他们在回国后可能受到的虐待，抨击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在美国日趋抬头的麦卡锡主义。当画外音问他们“你们中有谁想回家吗”时，这些美国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这群特立独行的人，并未立刻前往中国。根据停战协议，他们先被转移至中朝边境的中立营地停留4个月，如果在此期间改变主意，仍有机会遣返。“看守们一直告诉我，任何时候想回家，都可以走。”当年的战俘之一大卫·霍金斯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最终，23人中的两名——爱德华·迪肯森和克劳德·巴彻勒在“过渡期”改变了主意，选择返美。回国后的最初几天，两人一改之前的口径，在美国媒体的镜头前大表忏悔和忠心，犹如迷途知返的羔羊。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以“通敌”罪投入了监牢。

    剩下的人，在某个早晨突然发现看守营地的印度士兵走了个精光，中国军人则带着裁缝找上门来，为他们添置新衣。据美国《西雅图时报》报道，1954年2月24日凌晨4点，21个美国人登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跨过鸭绿江前往中国。之后，战俘中有些学识的被送往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并继续深造，其余的则被分配到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

    消失在“铁幕”彼方

    就这样，在美国同胞疑惑的目光下，21名战俘开始了崭新的人生。此后数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日益加剧，他们也在公众视野中隐去了行踪。

    不过，据美联社跟踪调查，因为思乡之情日盛以及无法适应海外生活，此后数年间，其中17人还是“落叶归根”，一个接一个地偷偷返回了美国，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彼时，针对他们的指控已被撤销。

    约翰·邓恩下士不在这17人的行列中。美方从来自冷战帷幕另一侧的只言片语中获悉，在中国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了几年书，在那里与一名捷克女外交官相识、成婚。1959年前后，他和妻子一起前往捷克，从此音讯全无。

    邓恩为何将漂泊异乡作为最终选择？《纽约客》称，真实答案恐怕永远无法揭开了。按理说，离开中国的他最可能在布拉格定居；冷战时期，在捷克首都常住的美国公民寥寥无几，然而，即便在这座微弱的流言也有可能回荡几十年的城市，还是没人听到过邓恩的消息。

    2005年，华裔加拿大导演王永波推出纪录片《他们选择了中国》，几乎囊括了所有拒绝接受遣返的战俘以及他们的归宿，此片同样未曾提及邓恩的下落。“我们拍摄影片时，几乎找不到他的任何信息，”王永波说，“没人知道他前往东欧后发生了什么。”

    直到去年，历史研究人员因为偶然的机会，才在捷克前政权警察机构的庞大数据库中，发现了约翰·邓恩之名。他的档案所在地是今斯洛伐克中部城市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档案里的人生碎片

    带着对这位失踪军人的浓厚兴趣，《纽约客》杂志详述了对邓恩个人的档案的研究成果——尽管相关资料缺少足够细节，依然可以藉此大致梳理出他离开中国后的遭遇。

    事实上，邓恩之妻艾米利亚并非外界传言的外交官，而是比邓恩小4岁的学生。人们猜测，她的家庭在捷克政府内有一定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她会被派往北京学习。

    彼时，在苏东国家，与一个美国公民结为伴侣，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种种迹象显示，即便声称已和过去一刀两断，邓恩依旧得不到信任，甚至影响了妻子的前程。

    因为自己带来的美国丈夫，艾米利亚回国后，惟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助教；邓恩不会讲捷克语，一度无事可做。他们的生活十分困苦，即便有了4个孩子，全家只能挤在一间宿舍。1964年，邓恩被分配到砖瓦厂工作，虽然有了稳定收入，还得持续生活在当局监视下。

    或许是由于通晓汉语，邓恩的人生此后又与“涉华事务”有过短暂的交错。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邓恩夫妇被捷克情报机关的分支招募，去往布拉格。相关档案并未提及两人的具体工作内容，只知道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监视中国大使馆，为此获得了几百克朗的“辛苦费”。

    某种意义上，邓恩又是幸运的——当年那21名脱离美国的战俘中，他成了惟一能够近距离目睹“铁幕”轰然倒塌的人，因此在晚年获得了宝贵却短暂的自由。1996年元旦，在东欧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纷乱中，约翰·邓恩悄然辞世；整个后半生，他再未踏上故土半步。

    和邓恩经历相似的还有战俘阿尔伯特，他母亲是比利时人。因此，按照历史学家亚当·兹威贝克的说法，阿尔伯特离开中国后去了比利时，之后的行踪无人知晓。

    只有一人有机会开口

    相比消逝于“铁幕”彼方的约翰·邓恩，他曾经的狱友、选择留在中国的詹姆斯·温瑞斯无疑有着更幸福的晚年——至少有机会亲口将自己在异乡的经历告诉世人。

    1976年，阔别故土26载后首次返回大洋彼岸的温瑞斯，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强调：“我一直是美国公民。”但他又表示，自己只是回老家转转，还是更习惯住在中国。

    当时54岁的温瑞斯，将自己拒绝接受遣返的原因归咎于以狂热反共著称的乔·麦卡锡。“他欺骗了大家，”温瑞斯以坚定的口吻说，“特别是在被遣返后，将面临怎样的对待，我们对此非常担心。（中国人）没有对我们洗脑，我们的选择是顺应内心的。”

    中国军人的友好也是温瑞斯选择中国的原因。“对方问我投不投降，我回答‘投降’，他们就递给我一根烟。”他还补充道，“做战俘期间，我们与战俘营看守关系融洽。”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援引温瑞斯的话称，虽然有人说中国军队是残忍无情的，但他亲眼看到中国士兵将仅有的钱交给朝鲜村民买食物，确信这些陌生人不会欺侮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到中国看看呢？” 

    据考证，和温瑞斯一同定居中国的另一位美国军人名叫鲁弗斯·道格拉斯，在山东德州生活了不久就病故了。孑然一身的温瑞斯则被分配到济南一家造纸厂工作，给自己起了个“老温”的中文名，很快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像秀兰·邓波儿般可爱”。

    “我比尼克松早了22年”

    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温瑞斯之所以情愿在中国终老，是因为他觉得这里非常自由。“如果有任何压抑感，你觉得我会待在那里吗？我不是共产党的一员，依然是个美国人，身上有美国人的特质，就像一只橡皮球，要是心怀任何不满，都会朝上反弹的。”

    话虽如此，“老温”在中国的生活方式其实相当朴素。他首先是个书籍爱好者，花了10年时间掌握汉语，闲暇时也会听收音机或看看电视。每到假期，他喜欢去这个东方大国的四面八方旅行；他与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也保持着联系，经常与母亲和姐妹通信。

    这名老兵对棒球、吐司、巧克力、冰淇淋乃至意面的喜爱终生未变，当然，这不妨碍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我很喜欢那里。死后，我希望将骨灰洒进黄河，因为黄河流入太平洋，再流入墨西哥湾，最后与密西西比河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友谊，就像我的人生哲学。”

    终其一生，詹姆斯·温瑞斯对扎根中国不觉得后悔。“我只是做了尼克松所做的事情，还比他早了22年。”2001年，即去世3年前，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坦言，“尽管某些人不愿承认，他们迟早会向往中国。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