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窃贼”掀起反监控风暴

    43年前，美国反战人士不惜违背法律，揭开了联邦调查局监控公民的黑幕。如今，他们主动将身份曝光，仍是为了响应确保个人权利与自由免遭政府侵害的呼声。

    1971年3月，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位于费城的办公地点，盗走了1000多份机密文件，随后向媒体有选择性地披露了一些“猛料”。自局长埃德加·胡佛以下，震怒的FBI派出数百探员，在全国缉拿嫌犯，劳而无功。

    43年后，在“棱镜门”事件不断发酵的当下，这些曾被斥为“无耻窃贼”的神秘人终于自报家门，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对抗“大规模的非法监听和恐吓”；他们选择在这一时刻主动公开身份，则是为了声援同样因泄密遭到美国政府通缉的爱德华·斯诺登。

    政府一意孤行 反战人士出手

    “我们应该在那儿有个牌匾，”满头华发的约翰·雷恩斯站在一家房地产公司门外，指着对面特拉华县法院的二层楼说，“那里曾是FBI的办公室，事情就是在该处发生的。”43年前，雷恩斯和7名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洗劫”了FBI的费城办公室。如今，案件的追诉时效已过，雷恩斯不因身份曝光有丝毫担心，而是依然为自己曾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

    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随着美军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国内反战运动如火如荼，FBI等执法机构却将公众的抗议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举动，想方设法阻止。彼时，费城已是日趋白热化的和平运动的中心，但生活在那里的哈弗福德学院物理学教授比尔·戴维顿仍旧十分沮丧，在他看来，持续的示威对政府的决策没什么实质性影响。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70年春，随着时任总统尼克松承认已向柬埔寨派遣军队，美国上下一时间群情激奋。5月4日，4名参加抗议活动的肯特州立大学学生，在与国民警卫队的冲突中遭枪杀，这无异于为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火上添油。

    戴维顿受到感召，打算做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左思右想，他决定闯入FBI办公室，取得这个情报巨头打压民众反战运动的物证。随即，他开始从熟识的活跃分子中挑选“具有奉献精神又小心谨慎”的人，组建一支可信赖的队伍。

    同年秋天，这个未经任何官方机构认可的秘密组织正式成立。队伍里原有9名成员，但其中一人觉得挑战戒备森严的FBI办公室风险太大，打了退堂鼓。

    留下的人中，有20岁出头的出租车司机、身怀开锁绝技的基思·福赛思；以及已有3个孩子的雷恩斯夫妇——丈夫约翰是坦普尔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妻子邦妮在幼儿园工作。

    “为阻止越南战争，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抗议、游行、请愿——却没有任何作用。邦妮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是政府的一意孤行，迫使他们采取入室窃密行动。

    如电影般完美的窃密行动

    在雷恩斯家的阁楼上，这支“别动队”就所有细节进行了协商，制定出完善的计划，确定于1971年3月8日动手。之所以选择这天，是因为当晚会上演拳王阿里和乔·弗雷泽万众瞩目的“世纪之战”，他们估计，任何安保人员都会被“黏”在收音机前收听比赛。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最先出场的是邦妮，她的任务是“踩点”。为了混进FBI办公室，邦妮乔装成大学生模样，以完成论文为名，登门“采访”。“我有一头又黑又长，颇具嬉皮士风格的头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文静些，我把头发盘起来，塞进帽子里，”她对自己当天的表现很得意，“在踩点过程中，我没留下任何指纹，谁也没留意到我从未摘下手套。”

    邦妮的伪装术成效显著——案发后，FBI除了画出一张和邦妮本人不怎么相似的肖像，没找到任何实质性线索。“看到办公室被洗劫一空，我们立刻意识到，来过的‘大学生’是探子，她是来确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安全防备的。”经历此案的FBI退役特工帕特·凯利表示。

    行动当天，打头阵的是开锁高手福赛思。据他回忆，大部分过程很顺利，只是来到原本计划打开的那道门前时，他发现FBI把门锁换过了，不得不临时选择另一扇。

    “我屏住呼吸，拿起撬杠猛击门栓，一下子就开了，” 福赛思说。接下来，小组成员鱼贯而入，撬开文件柜，将大叠大叠的资料装箱……“我们没有花很长时间清理，”他笑着说，一行人离开时，办公室内已变得一片狼藉，“大家都知道，得赶紧闪人了。”

    就像所有讲述神偷故事的好莱坞大片一样，这群反战人士身着体面的西装，拎着手提箱，大步走出FBI费城办公室的大门，登上约翰早已停在门口的车，逃之夭夭。一小时后，他们来到了郊外一座闲置的农场，立刻开始研究带出来的机密文件。

    “大伙儿都挤在一个房间里，”约翰说，“每个人都在整理文件，惊呼声不断响起：‘哦，天哪！’、‘快来看，快来看’、‘这里，这里’。”

    黑幕：FBI欲迫民权领袖自杀

    对数百页文件逐一过目后，众人挑出了最“劲爆”的部分，以“FBI调查公民委员会”名义，将筛选过的文件寄给几家报社，收件人包括时任《华盛顿邮报》记者贝蒂·梅兹。根据这从天而降的猛料，一系列关于FBI如何刺探和破坏政治活动的重磅报道很快出炉。

    梅兹收到的材料中，意义最深远的是一份内部文件，上书一个神秘的词汇：COINTELPRO。当时，媒体和反战人士都不理解其指代对象。直到数年后，NBC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更多文件，这个词的含义才昭然若揭——反间谍计划。

    1956年至1971年，胡佛领导的FBI对他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团体和个人进行了大量监听和骚扰，目标包括民权领袖，政治组织者和疑似共产党人，这就是所谓的COINTELPRO计划。当时的美国弥漫着“恐共”情绪，胡佛借此风头，甚至对马丁·路德·金实施监控。

    全天候的窃听和跟踪并没能找到这位民权领袖“通共”的迹象，但发现了后者的婚外情。于是，如几名反战人士所见，这批冒险盗出的资料中，包括好几封措辞严肃的信件，都是FBI匿名发给金博士的，信中甚至威胁道：如果他不自裁，就将其婚外情公之于众。

    “这样的行为，已不仅仅是暗中监视美国公民可以解释的了，”佐治亚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教授洛赫·约翰逊指出，“反间谍计划的目的是摧毁生命和破坏名誉。”

    FBI的丑行一遭曝光，舆论大哗。美国“每日野兽”网站称，反间谍计划的泄露激怒了情报大佬胡佛，他安排200名探员组成专案组，誓把这起盗窃案查个水落石出。

    然而，FBI上下的忙乱没能换来任何回报。此后43年间，戴维顿、福赛思和雷恩斯夫妇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他们主动打破沉默。2014年1月，花费多年时间研究相关档案的贝蒂·梅兹，以《入室盗窃：发现胡佛的不可告人之密》为题推出专著，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予以最详细的披露。

    “同一个敌人”正卷土重来

    如戴维顿等期望的那样，这次冒险产生了积极影响。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迈克尔·科坦承认，“那个时代的许多事情，包括盗窃FBI办公室，都促成了FBI改革情报收集手段。”

    获悉反间谍计划意外曝光，公众为此怒气冲冲，急于“灭火”的美国参议院成立了“丘奇委员会”，专门调查FBI数十年间滥用职权的行为。在对国内监控议题的总结报告中，该委员会坦言，“太多的人被太多的政府机构监视了，太多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掌握”。

    事实上，执掌FBI长达37年的埃德加·胡佛，对搜集个人隐私的爱好近乎病态。早在1960年，FBI就为43万美国人设立了秘密档案，部分档案锁在胡佛自己的办公室中。人们相信，他收集这些材料的目的之一，是用其要挟政府官员、议员及批评者，巩固自己的地位。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影星玛莉莲·梦露均在他的监控名单上。

    参议院就FBI的滥权行为发布调查结论后，美国国会就情报机构展开了一系列改革，1978年出台的《外国情报监听法》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该法禁止任何政府部门在未取得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视境内的美国公民。

    然而，“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博弈，不会因少数勇敢者的大胆举动而彻底偃旗息鼓。“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以“保护公共利益，防范恐怖主义”为旗号，再度伸长了监控之手。根据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情况，拥有1.21亿用户的全美主要电信业务服务商之一威瑞森通讯公司，每天都要向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提交信息记录。

    “我们又回到了从前。”福赛思不无感慨地评论道，“最近的事情说明，政府再次大规模监视美国民众，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就是希望能够重新令大家想起过去的事情，提醒大家，政府滥用职权的后果是什么，并为当前国内的辩论贡献微薄之力。”

    诚然，对他们曾经的所作所为，有些人至今都不认同。“走进办公室时，只见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所有抽屉被洗劫一空，看到这样的情形，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前探员帕特·凯利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依旧愤怒。这些窃贼是罪犯，盗窃不是爱国的表现。”

    “我不认为他们有权擅自决定，将偷来的信息公之于众，”这位在FBI效力32年的资深特工接着说，“这类人尊敬斯诺登，认为他是爱国者。而在我看来，他就是个叛徒。”

    “我们都知道，许多人不赞成我们曾经的做法。看起来，我们极其鲁莽，但当时，华盛顿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追究胡佛的责任，包括参议员、众议员，甚至总统本人。”面对质疑，约翰·雷恩斯显得十分淡定，“很明显，如果我们不做，恐怕没人会这么做了。”

    窃密行动的组织者比尔·戴维顿已于去年11月辞世，他的女儿莎拉告诉NBC，父亲头一次向她讲述这件事是在25年前。“他没有将事情描述为盗窃，只称之为‘传播行动’，”莎拉强调，“这么做，并非因为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由于他强烈地意识到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