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既务实又灵活

    研究者看来，一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不依赖“外人”，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又成为中国自身创新能力不足时的“稻草”。这就体现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务实灵活。

    “技术民族主义”这一说法是美国学者罗伯特·莱许1987年率先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莱许当时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以防以后技术突破的机会被日本人夺走。这种观点就是“技术民族主义”。

    莱许从美国角度出发，认为霸权国家应保护其技术前沿地位。政治学学者随后对这一观点进行演绎。有学者把“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相信技术是国家安全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实现技术本土化才能让国家富强。这与“技术全球主义”正好相对——全球主义更多把技术看成国际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国际竞争的焦点。另外，不少学者把“技术民族主义”概念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联系起来，称“技术民族主义”是亚洲国家破除对西方技术依赖的一种愿望。

    那么，中国有没有“技术民族主义”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学者安德鲁·肯尼迪发表论文《中国找寻可再生能源：务实的技术民族主义》，从能源领域分析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

    肯尼迪认为，中国技术发展的“拐点”在21世纪头十年。此前，政府提出建设“国际创新体系”，主要集中力量在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为推动国外高科技企业进驻引发技术“让渡”，在高科技领域政策开放。随后，从2002年制定、2006年公开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可以看出，中国力争发展自主技术，特别是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

    这份文件强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并指出：不能指望他国提供先进技术，要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过，文件也提到国际合作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意义，如国内外大学开展科技合作、中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肯尼迪认为，这份文件正是中国版务实灵活的“技术民族主义”。

    在肯尼迪看来，一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不依赖“外人”，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又成为中国自身创新能力不足时的“稻草”。这就体现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务实灵活。而这种务实灵活在支持国内新能源企业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既没有那种全面依赖国际合作的技术发展，也没有“死硬技术民族主义”政策。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清洁能源”位列重要领域之中。清洁能源指的是“新可再生资源”，超越了传统水利发电等领域，提出更高的科技要求。

    例如，在风能领域，由于成本过高，直到2003年中国才开始启动大规模风力发电项目，但明确要求在风力发电站至少采用50%本地化技术，随后这一比例升至70%。所谓“本地化技术”，指的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设备。随后几年间，中国企业在国内风能市场的份额迅速增长。2004年，中国所有风力发电站中四分之三的涡轮是外国生产的，2010年中国企业控制了85%的市场，在全球涡轮市场也占据重要位置。在中国政府的本地化技术要求下，不少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涡轮或其它设备，或依赖中国企业提供的折本。

    另外，中国从2008年开始向国内涡轮制造商提供670万美元至2250万美元不等的补贴。

    类似以强制标准和补贴支持技术发展政策，极容易在国际市场引发不满。美国曾先后就中国的本地化设备要求和政府补贴投诉至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中方也就美国等方面“贸易保护”的指责进行一定回应，削减部分补贴政策，体现了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在这一议题上的“务实灵活”。

    但中国政府支持国内企业发展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最新关于光伏产业的国际纠纷让中国与美国、韩国、欧盟“对簿公堂”，但中国的立场似乎强硬起来，采取了在葡萄酒领域指责欧盟反倾销等报复性措施。

    肯尼迪认为，以清洁能源为例，中国所采取务实灵活的“技术民族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不放弃自主创新、提升技术能力的机会，但同时不关上国际合作的大门。也正因如此，中国在稀土等高科技原材料出口上的政策，在“智能电网”等技术标准，以及支撑战略新兴产业的大规模方案，都可能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焦点。

    在这份研究的最后，肯尼迪提出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值得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确需要国际技术合作，应如何平衡“技术民族主义”目标与国际合作的关系？第二，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技术民族主义”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如信息与通信技术等领域？第三，“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与中国经济与外界存在较高程度相互依赖之间的关系。最后，中国“技术民族主义”背后的动因值得探索，是否与中国文化或近代历史上遭受列强欺压有关？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