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医生:“安乐死不是屠杀”
○编译 张文智
《
青年参考
》(
2014年01月22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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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范霍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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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人们扮成尸体,在法国参议院外抗议安乐死合法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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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允许医生为未成年人实施安乐死 |
安乐死一直备受争议,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
有人质疑:医生本该救死扶伤,怎能结束患者生命?
对此,比利时医生马克·范霍伊表示:“如果这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并且我们能提供这样的帮助,这就应该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
用“致命鸡尾酒”结束生命
比利时医生马克·范霍伊的领带上有蹦蹦跳跳的兔八哥,和他的深红色裤子相得益彰。这身打扮很适合去参加狂欢派对。
这位医生和同事站在荧光灯下,把3个装满毒剂的注射器放在消过毒的银色托盘里。他们把这些药剂称为“致命鸡尾酒”。
病床上躺着一位83岁的老人。护士告诉美国新闻网站“Vocativ”,这是一个星期以来老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老人患有胃癌,已经到晚期。他想追随几年前辞世的妻子而去,曾试图自杀,被女儿救下。
老人并不感激女儿,被送入比利时安特卫普的诺特博姆护理院后常常发脾气,并威胁说要跳楼。疾病的折磨让他渴望被注入致命的毒剂。
一条生命即将终结,明亮的房间里弥漫着阴郁。老人的儿女和孙辈围在病床前,等待那个时刻的降临。
“准备好了吗?”范霍伊问。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和同事开始注射“致命鸡尾酒”。
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首先被注入老人体内的是镇静、催眠的药物,老人很快沉沉睡去。
接下来是毒性麻醉剂。此后,老人陷入了昏迷。
最后是肌肉松弛剂,可使心跳停止。
“他走得很安静,”老人的女儿试图驱散房间里的悲伤,“他以一种幸福的方式离开了,我们应该为他高兴。”
护士带老人的亲属离开病房。“这场面真让人动容。”范霍伊一边对同事说,一边摘下手套。
向病入膏肓者提供他们“真正想要的”
52岁的范霍伊经常面对悲伤、痛苦和死亡。在比利时,他是实施安乐死次数最多的医生之一,已为约120位患者实施了安乐死。
范霍伊是比利时“保障死亡权利”组织的负责人。他也是个歌剧爱好者,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吃汉堡,并且自带刀叉。
在2002年比利时将安乐死合法化(仅限于18岁及18岁以上的患者)之前,范霍伊已帮助多名无法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向死亡。他与这些患者及其家属达成了秘密协议,对外宣称患者死于心搏骤停。
范霍伊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施安乐死的情景。
近10年前,一名70多岁、备受肺病折磨的女性找到范霍伊,说自己准备终结生命。
注射器的针头刺入静脉时,她说出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感谢你!”
直到今天,范霍伊仍然记得这位老人的神情。
“如果这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并且我们能提供这样的帮助,这就应该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范霍伊说。
多数比利时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
2013年12月12日,比利时通过了把安乐死范围扩大到未成年人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在疾病晚期饱受折磨、没有任何治疗可以缓解病情的未成年人,可以提出安乐死的要求,患者家长和医护人员同意后,可以实施安乐死。
如今,世界上只有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哥伦比亚4个国家允许医生“帮助绝症患者终止生命”。此外,瑞士及美国少数几个州(俄勒冈州、蒙大拿州、华盛顿州和佛蒙特州)允许医生向绝症患者提供毒药,由患者自行结束生命,这种方式被称为“协助自杀”。
安乐死合法化之后,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比利时患者逐年增加,2012年有1400多人选择安乐死,比2011年增加了25%。一项调查显示,比利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对安乐死合法化持支持态度,支持儿童安乐死合法化的民众比例也在增长。
安乐死合法化遭到了许多媒体的“口诛笔伐”。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医生本该救死扶伤,怎么能结束生命呢?
范霍伊说:“我们接受的教育或训练当然不是用来结束生命的,但安乐死是患者的要求,也是法律允许的。”
“人们把比利时视为杀戮之国,这太疯狂了!”范霍伊高举双臂以示抗议,“安乐死不是屠杀。”
选择安乐死的患者“在快乐中离开人世”
有人问范霍伊,那么多患者在他的帮助下终结生命,他有着怎样的感受?
2013年,范霍伊成为荷兰纪录片《最后的信任》的主人公。片中,他帮34岁的女患者伊娃实施了安乐死。伊娃被严重的抑郁症折磨,10年来尝试了各种治疗方式。2013年8月的一天,她接受了范霍伊的“致命一击”,安然离世。
纪录片上映之后不久,范霍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牢固……这是一种亲密的美好关系。”
看到影片中的自己把注射器的针头刺入充满生气的年轻女子体内,将她变成一具尸体时,范霍伊很受触动。
“这种感觉很奇怪,你们可以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他说。
范霍伊认为,为患者实施安乐死是怜悯之举。因此,同行请他帮忙时,他从不拒绝。
2013年,范霍伊为同事沃尔特·狄洛克82岁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
狄洛克的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整天失魂落魄,好像大脑的一部分被偷走了似的”。作为儿子兼医生,狄洛克给母亲更换了数种抗抑郁药,都没有效果。
“她不想再撑下去了,”狄洛克说,“整整6个月,她总是不停地说,‘很多东西都认不出来了,我不想再这样活着了’。”
母亲提出了安乐死的要求,这让狄洛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作为医生,他理解母亲,但作为儿子,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
“母亲要求结束生命,这意味着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作为儿子,该怎么办?”
狄洛克意识到母亲去意已决,逐渐接受了母亲的决定,但为母亲实施安乐死,他怎么也做不到,所以请范霍伊帮忙。他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单纯地以儿子的身份出现在母亲身边”。
实施安乐死的前一天,狄洛克陪母亲走了很长的路。晚上,他的妹妹和外甥来到家里,一家人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喝了香槟和红酒。
次日上午10点,范霍伊准时出现在狄洛克母亲家的起居室里,这是老人特意挑选的告别人世的地点。
在范霍伊的注视下,老人停止了呼吸。
“在26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太多的死亡,”范霍伊说,“很多人长期忍受疾病的折磨,这一点从他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可你看看那些选择安乐死的患者,他们很开心,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快乐中离开人世的。”
安乐死一直备受争议,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
有人质疑:医生本该救死扶伤,怎能结束患者生命?
对此,比利时医生马克·范霍伊表示:“如果这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并且我们能提供这样的帮助,这就应该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
用“致命鸡尾酒”结束生命
比利时医生马克·范霍伊的领带上有蹦蹦跳跳的兔八哥,和他的深红色裤子相得益彰。这身打扮很适合去参加狂欢派对。
这位医生和同事站在荧光灯下,把3个装满毒剂的注射器放在消过毒的银色托盘里。他们把这些药剂称为“致命鸡尾酒”。
病床上躺着一位83岁的老人。护士告诉美国新闻网站“Vocativ”,这是一个星期以来老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老人患有胃癌,已经到晚期。他想追随几年前辞世的妻子而去,曾试图自杀,被女儿救下。
老人并不感激女儿,被送入比利时安特卫普的诺特博姆护理院后常常发脾气,并威胁说要跳楼。疾病的折磨让他渴望被注入致命的毒剂。
一条生命即将终结,明亮的房间里弥漫着阴郁。老人的儿女和孙辈围在病床前,等待那个时刻的降临。
“准备好了吗?”范霍伊问。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和同事开始注射“致命鸡尾酒”。
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首先被注入老人体内的是镇静、催眠的药物,老人很快沉沉睡去。
接下来是毒性麻醉剂。此后,老人陷入了昏迷。
最后是肌肉松弛剂,可使心跳停止。
“他走得很安静,”老人的女儿试图驱散房间里的悲伤,“他以一种幸福的方式离开了,我们应该为他高兴。”
护士带老人的亲属离开病房。“这场面真让人动容。”范霍伊一边对同事说,一边摘下手套。
向病入膏肓者提供他们“真正想要的”
52岁的范霍伊经常面对悲伤、痛苦和死亡。在比利时,他是实施安乐死次数最多的医生之一,已为约120位患者实施了安乐死。
范霍伊是比利时“保障死亡权利”组织的负责人。他也是个歌剧爱好者,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吃汉堡,并且自带刀叉。
在2002年比利时将安乐死合法化(仅限于18岁及18岁以上的患者)之前,范霍伊已帮助多名无法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向死亡。他与这些患者及其家属达成了秘密协议,对外宣称患者死于心搏骤停。
范霍伊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施安乐死的情景。
近10年前,一名70多岁、备受肺病折磨的女性找到范霍伊,说自己准备终结生命。
注射器的针头刺入静脉时,她说出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感谢你!”
直到今天,范霍伊仍然记得这位老人的神情。
“如果这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并且我们能提供这样的帮助,这就应该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范霍伊说。
多数比利时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
2013年12月12日,比利时通过了把安乐死范围扩大到未成年人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在疾病晚期饱受折磨、没有任何治疗可以缓解病情的未成年人,可以提出安乐死的要求,患者家长和医护人员同意后,可以实施安乐死。
如今,世界上只有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哥伦比亚4个国家允许医生“帮助绝症患者终止生命”。此外,瑞士及美国少数几个州(俄勒冈州、蒙大拿州、华盛顿州和佛蒙特州)允许医生向绝症患者提供毒药,由患者自行结束生命,这种方式被称为“协助自杀”。
安乐死合法化之后,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比利时患者逐年增加,2012年有1400多人选择安乐死,比2011年增加了25%。一项调查显示,比利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对安乐死合法化持支持态度,支持儿童安乐死合法化的民众比例也在增长。
安乐死合法化遭到了许多媒体的“口诛笔伐”。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医生本该救死扶伤,怎么能结束生命呢?
范霍伊说:“我们接受的教育或训练当然不是用来结束生命的,但安乐死是患者的要求,也是法律允许的。”
“人们把比利时视为杀戮之国,这太疯狂了!”范霍伊高举双臂以示抗议,“安乐死不是屠杀。”
选择安乐死的患者“在快乐中离开人世”
有人问范霍伊,那么多患者在他的帮助下终结生命,他有着怎样的感受?
2013年,范霍伊成为荷兰纪录片《最后的信任》的主人公。片中,他帮34岁的女患者伊娃实施了安乐死。伊娃被严重的抑郁症折磨,10年来尝试了各种治疗方式。2013年8月的一天,她接受了范霍伊的“致命一击”,安然离世。
纪录片上映之后不久,范霍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牢固……这是一种亲密的美好关系。”
看到影片中的自己把注射器的针头刺入充满生气的年轻女子体内,将她变成一具尸体时,范霍伊很受触动。
“这种感觉很奇怪,你们可以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他说。
范霍伊认为,为患者实施安乐死是怜悯之举。因此,同行请他帮忙时,他从不拒绝。
2013年,范霍伊为同事沃尔特·狄洛克82岁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
狄洛克的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整天失魂落魄,好像大脑的一部分被偷走了似的”。作为儿子兼医生,狄洛克给母亲更换了数种抗抑郁药,都没有效果。
“她不想再撑下去了,”狄洛克说,“整整6个月,她总是不停地说,‘很多东西都认不出来了,我不想再这样活着了’。”
母亲提出了安乐死的要求,这让狄洛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作为医生,他理解母亲,但作为儿子,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
“母亲要求结束生命,这意味着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作为儿子,该怎么办?”
狄洛克意识到母亲去意已决,逐渐接受了母亲的决定,但为母亲实施安乐死,他怎么也做不到,所以请范霍伊帮忙。他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单纯地以儿子的身份出现在母亲身边”。
实施安乐死的前一天,狄洛克陪母亲走了很长的路。晚上,他的妹妹和外甥来到家里,一家人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喝了香槟和红酒。
次日上午10点,范霍伊准时出现在狄洛克母亲家的起居室里,这是老人特意挑选的告别人世的地点。
在范霍伊的注视下,老人停止了呼吸。
“在26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太多的死亡,”范霍伊说,“很多人长期忍受疾病的折磨,这一点从他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可你看看那些选择安乐死的患者,他们很开心,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快乐中离开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