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鲜为人知的外交天才

    尽管曾被旁人讥笑为“举止粗鄙”、“不懂外交”，通过对人心的把握与对大众传媒的活用，林肯帮助内战时期的美国成功地回避了一场场外交风暴。

    对很多美国同胞来说，于1861年入主白宫的那位高个子男人，并不比来自边远地区的土包子好多少：他对上层社会的礼数不感冒，行为不雅，举止笨拙，不注意个人形象，留着奇异的发型，穿着皱巴巴的西服，经常讲一些听上去相当粗鲁的民间故事。

    有那么一阵子，欧洲各国派驻华盛顿的公使们被亚伯拉罕·林肯的粗鄙震住了。更糟糕的是，这位总统从未去过欧洲，与外国的机构或个人也没多少接触。有不少言论为证——“他谈的都是些奇闻轶事，自己说着的时候会不管不顾地放声大笑，”一位荷兰公使评论道。“大家都认为，林肯先生的智商实在很平庸。”另一名法国公使提到，“他与妻子看起来就像……西部农场主。即使是在这个没什么等级观念的国家，俗气的行为举止也让他们不幸成为调侃的对象。”林肯本人亦对一位外国外交官说：“我对外交一点儿也不懂。我很容易犯错。”

    正如凯文·皮莱诺在新著《置身世界的林肯》中指出，林肯“通常不被人们看作一位擅长在外交场合一锤定音的领袖”。然而，他坚持认为，这个男人不仅巧妙地驾驶美国政府这艘航船，在南北战争的高峰期穿越了某些极为险恶的外交风暴，而且，他“应该被视为活用开创性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之一，是外交专业的学生们应当效仿的典型人物”。

    其实，早有历史学家指出，林肯的自嘲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对人和事件加以判断和控制的深厚功力。因此，皮莱诺在书中写道，林肯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大国领袖，他精明地运用新兴的大众传媒唤起外国的民意，从而将美国的利益诉求广播于世，而且“不遗余力地打造一个中央集权的美国政府——这是美国后来成为超级大国的关键前提”；他特别加强了总统的作用，使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强硬推手”。

    皮莱诺用林肯对“特伦特危机”的处理作为最重要的论据。此事发生在1861年11月：美国海军的一艘战舰拦截了一艘英国邮轮，将南部邦联派往欧洲的两名特使强行带走。英国人闻讯，纷纷呼吁对这种“野蛮行为”给予惩罚，甚至有人鼓吹对美国开战。迫于舆论压力，伦敦要求华盛顿立即道歉并释放两名特使。

    林肯的危机公关能力在此后几个月间得到了充分展示。他意识到，释放囚犯和安抚英国人是当务之急，由此祭出拖延与舆论引导相结合的战术，同时不动声色地压制华府高层中的好战分子。做出让步的最终决定后，他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此事，随即将会议的详细记录通过《纽约时报》公开，使美国公众感到道歉是最稳妥的出路，接受了本国政府的“退缩”。

    林肯在1862年秋表现出的外交手腕也值得褒扬。当时，华盛顿的指导方针是不允许外国承认南部邦联，也不给欧洲各国进行“调停”的借口。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当年9月北方在安蒂特姆战役中的胜利，以及随后公布的《解放黑奴宣言》，消除了英国干涉的威胁。但在皮莱诺看来，北方在军事上取得的优势，反而增强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要求双方停战的心理倾向；至于《解放黑奴宣言》，帕默斯顿起初是把它斥为“垃圾”的。

    让英国改变态度的真实原因，是白宫策划的一场借英国纺织工人之力的舆论攻势。虽然后者依靠美国南方的棉花过活，但普遍厌恶奴隶制。林肯察觉了这一点，于是发出公开信，赞扬他们坚持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集会，以支持北方联军的“崇高的基督教英雄主义”。为了照顾这部分工人的情绪并保护本国纺织业，英国政府只得将干涉美国内战的想法搁置。

    全书的结构编排有点花哨，每章都给林肯安排了一位假想敌（林肯对拿破仑、林肯对马克思……），多少有点牵强。抛开这方面的不足，《置身世界的林肯》还是足以吸引那些埋首于浩瀚历史文献中的人的。皮莱诺指出，作为新兴国家的领袖，林肯懂得掌握人心的力量，进而令其为外交政策服务，这正是其天赋的体现。一个旁证是，在自己的就职演说稿中，他删除了国务卿威廉·西沃德那自以为是的祈祷词“我们国家的守护天使”，改成了大家至今记得的“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对林肯的追随者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提醒，即：国家之伟大，并非源于任何先天优势或天降的神圣恩惠，而在于通过不断地斗争，超越因人性弱点导致的失误；如此深刻的自省与谦卑，即使是已成为世界大国的我们仍需谨记。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