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欲暗杀丘吉尔

    以色列建国前几年，恐怖袭击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屡试不爽的法宝。作为巴勒斯坦地区当时的托管者，以老牌列强自居的英国同样在这波恐怖狂潮中焦头烂额。

    今日的世界局势并非历史的简单顺延。在大众的认知当中，地处欧亚大陆交界的以色列，属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但将时光回溯到近70年前，西方与犹太民族的关系远不如今天这般“和谐”。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档案，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推动以色列建国，频频对英发起暴力袭击，具体手段则是似曾相识的恐怖主义。

    英国学者考尔德·沃顿新近出版的《帝国内幕：英国情报机构、冷战和帝国的黄昏》一书，对这段当事双方如今都不愿提及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回顾。

    英国主动跳入中东泥潭

    随着战火在欧陆熄灭，英国头号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日子并不好过——囊中羞涩的政府大幅削减该部门的经费，与拨款一同缩水的，还有令其引以为豪的“非常时期权力”和雇员数量——仅军官就由1943年最高峰时的350人下滑至1946年的100多人。因为缺钱，军情五处将办公用纸和墨水统统换成便宜货，要求员工打字时“纸的正反面都要用”。

    更令英国特工抓狂的是，他们肩负的职责不减反增；而且，有那么几年，“来自东方（苏东国家）的颠覆和渗透”并非首要防范对象……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援引《帝国内幕》一书部分章节内容称，当时，军情五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应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乃至整个欧洲针对英国人的恐怖袭击。

    巴勒斯坦曾是犹太民族的家园。但数千年间，频繁的战乱使众多犹太人国破家亡，在世界各地流浪。因此，重建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心愿，这便是犹太裔历史学家纳坦·比恩鲍姆1892年提出“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一词的历史背景。1896年，身居奥地利的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的专著《犹太国》的发表，以及此后一年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大约同一时期，沙俄和东欧不断发生反犹暴行，这些地区的犹太裔居民纷纷涌入英国避难，英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帮助犹太人寻找复国的路径。最终，1904年，由赫茨尔主持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执委会做出决议，将巴勒斯坦定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惟一地点。

    对于这个决议，1917年11月2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致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袖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表示“英王陛下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这是犹太复国运动首次得到世界主要大国承认。

    身为老牌帝国，英国在此时发表《贝尔福宣言》自有如意算盘：既可藉此感召犹太富豪们对深陷一战泥沼的英国给予资金支持，又可在日后以“施惠者”身份，插足拱卫欧洲侧翼的中东地区。不出意料，1922年，英国被国际联盟授予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的重任。

    反遭犹太复国势力迁怒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自认有了大国背书，掀起回巴勒斯坦定居的热潮。然而，英国人很快发现自己漏算了一步棋——纷至沓来的犹太人新移民，与已经在中东居住多年的阿拉伯人摩擦频繁，逐渐升级为大规模暴力冲突。

    为了平息两个民族的争斗，英国接管巴勒斯坦后，对多年来的亲犹政策进行“微调”，强调犹太人移民不得影响阿拉伯人就业；1936年起，又开始限制从本国迁往巴勒斯坦的新移民数量，结果“两面不讨好”——一方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不领英国的情；另一方面，犹太人认为英国托管当局“背信弃义”，开始将针对阿拉伯人的暴力手段加诸于在中东的英国人身上。统计显示，仅1936年到1939年，死于恐怖活动的英国公民有135人。

    二战爆发后，犹太人饱受纳粹迫害，但他们并未因英德敌对而放松对英国人的“惩戒”。1944年11月，英国驻中东公使摩恩勋爵在埃及开罗遭暗杀，行刺者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斯特恩帮”的杀手伊利亚胡·哈基姆和伊利亚胡·拜特祖日，两人于次年被处以极刑。

    “斯特恩帮”成立于1940年，全名为“以色列自由战士组织”，因头领亚伯拉罕·斯特恩而在英国安保部门处“挂了号”。事实上，“斯特恩帮”只是众多同类组织中的一员，它成立3年前，首个专业犹太恐怖组织“伊尔贡”（全名“民族军事组织”）便开始了活动。

    二战胜利前夜，“斯特恩帮”和“伊尔贡”不仅在巴勒斯坦策划恐怖活动，甚至计划在英国本土展开一系列袭击，让军情五处等部门头皮发麻。对此，军情五处1945年4月发给首相府的一封急电警告：“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犹太恐怖组织打算把‘欧洲胜利日’变为他们的‘D日’。”幸好，在安全部门严防死守下，那个血腥的“D日”没有降临英国。

    丘吉尔一度登上暗杀名单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活动如火如荼，在外交场合，他们也没闲着。1945年5月，驻英犹太人代办处致函丘吉尔首相，要求允许在英国的犹太人无限制移民巴勒斯坦。可是，被战争搞得元气大伤的英国惦记着阿拉伯人掌控的石油，对相关请求再三推脱，此举激怒了“几乎每个犹太人”，他们策划的恐怖活动随即进入高潮。

    从个人感情上讲，丘吉尔对犹太民族同样没什么好感。法国媒体2007年报道称，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托伊在学校档案馆中发现了一篇丘吉尔写于1937年的文章《犹太人如何才能抗击迫害》，该文概述了席卷欧洲的反犹浪潮后，写道：“或许，他们（犹太人）也应该为自身所遭遇的灾难负部分责任。”

    在这名政坛老手看来，犹太人之狡猾，不亚于莎士比亚名著中唯利是图的商人夏洛克，简直是“希伯来吸血鬼”。首相府秘书读过这篇文章，觉得它很可能引发争议，苦劝丘吉尔切勿将其发表。于是，该文被束之高阁，70年后才重见天日。

    于公于私，丘吉尔都对犹太人冷眼相待，他“荣登”激进分子的暗杀名单自然不足为奇。1946年8月，军情五处主管珀西·斯利托向首相发出密报，要他注意“一场极有可能在本土发生的刺杀行动”。

    这之前的几个月间，“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已先后炸毁了5列火车和10座桥梁，将巴勒斯坦搅得鸡犬不宁。英国托管当局不肯忍气吞声，于1946年6月中旬开始实施代号“阿嘉莎”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至6月29日，共逮捕包括犹太复国军事社团“哈加纳”及其分支、武装突击队“帕奇玛”等组织在内的2700多名极端分子。不过，这些人多是“小鱼小虾”，“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头面人物安然无恙。

    以暴易暴换不来和平。7月22日上午，“伊尔贡”组织的6名成员乔装打扮，带着500磅烈性炸药潜入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中午时分，随着一声巨响，酒店西南角被掀掉，冲击波造成的大洞贯穿了几层楼。此事的策划者之一，便是日后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

    这次恐怖袭击总共夺走91人的性命，其中有阿拉伯人、犹太人，也少不了英国人。关键在于，大卫王酒店是英国驻巴勒斯坦托管机构总部所在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管辖中东事务的分支也在同一地点办公，所以，这两个机构的牺牲者名单不得不再度拉长。

    老牌帝国“吃了一记耳光”

    大卫王酒店爆炸案犹如打在英国政府脸上的一记耳光，其造成的震撼之大，丝毫不亚于60年后的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另一方面，杀红了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意罢手，“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开始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地方大开杀戒——

    1946年10月，“伊尔贡”对英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实施炸弹袭击；1946年底至1947年初，该组织对驻德英军的运输线连续实施破坏活动；1947年3月，“伊尔贡”安放在伦敦市区的炸弹摧毁了一家夜总会的门脸，导致多名侍者受伤；此后不久，一些与巴勒斯坦有密切联系的英国政治及公众人物，收到了来自“斯特恩帮”的死亡威胁；同年6月，“斯特恩帮”还向英国内阁的主要成员寄送邮件炸弹，虽未得手，仍令英国朝野一时间人人自危……

    接踵而至的另一条“确切消息”更令英国政坛大佬们心悸不已：“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打算派5名成员前往伦敦，与“爱尔兰共和军”并肩作战！“用他们的话说，这些恐怖分子想要‘在狗窝里打狗’。”军情五处所辖“中东安全情报处”在一封加急密电中写道。

    虽然对“日不落帝国”的荣耀念念不忘，英国政府还是痛苦地意识到，巴勒斯坦已不再是可以用来威慑欧洲大陆的“发力点”，而成了一块烫手山芋。为了尽早与这个烂摊子撇清关系，伦敦同意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刚成立的联合国讨论。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规定英国势力须撤出巴勒斯坦，并不再对本国犹太人的移民活动加以限制。由此，针对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活动终于告一段落。

    来自西方的掣肘已然消除，“伊尔贡”、“斯特恩帮”以及“哈加纳”等组织为了建立犹太人国家联合起来，转而全力对付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犹太恐怖组织与合法组织之间的界限也趋于模糊。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狂潮，缺乏组织的阿拉伯人纷纷背井离乡。

    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翘首期盼多年的国家——以色列。六芒星旗升起次日，新政权即遭阿拉伯“邻居”围攻，是为第一次中东战争。

    彼时，欧亚大陆尚未完全被“铁幕”分割，以色列一度奉行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政策。不过，进入1950年代，基于现实利益考量，该国逐步“右转”至西方阵营，犹太人与曾被他们记恨的英国，也就“捐弃前嫌，握手言和”了。

    不可否认，犹太人借助恐怖手段推动了建国进程。以色列诞生后，被逐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亦将恐怖主义的武器指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