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灾“孤岛”上的生死抉择

    当灾难模糊了人们的道德界限，医务工作者也无法独善其身。

    即便你没有亲身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肯定也曾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它带来的伤痛：不祥的红色风球、被毁坏的房子、死难者的遗骸……更重要的是，我们肯定看到了许多令人羞惭的事情——社会不平等、人为的疏忽和乃至不受约束的暴力，被天灾揭露无遗。

    然而，仍有一出悲剧隐藏在公众视线外，那就是谢莉·芬克在《纪念医院里的五天》中讲述的。这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冷静地审视了人们在混乱状态下的生死抉择。    

    2005年8月29日，飓风登陆新奥尔良，纪念医院的窗户破碎了，但里面的各种设施仍可以正常运转。医院的员工们松了口气，暗想，“我们逃过了一劫。”紧接着，防洪堤决口，而医院的后备发电机组安装在地平面以下。洪水涌进街道时，整座大楼陷入黑暗，生命维持系统停止运行、温度升高、食物和药品急剧减少，街上枪声不断。

    拥有这家医院的特耐特医疗公司没有撤离计划。与世隔绝的医院员工多次发电子邮件求救：“我们需要将病人撤出！”“求求你们，能把病人带走吗？”“外面有人吗？”        

    他们等到了回复：“有关人员说，不可能进入新奥尔良。你们联系国民警卫队了吗？”

    芬克暗示，特耐特公司的疏忽近乎犯罪。

    一些人确信重病号不可能存活，约翰·蒂勒医生是其中之一。“蒂勒没时间去想什么才是临终关怀的适当方式……他不能判断注射吗啡是否合理，祈祷吗啡不要用完……”

    终于，蒂勒帮助同事安娜·波和几个护士，做出了他们认为仅剩的、可以做的、惟一合理的事情——给情况最严重的患者注射致死剂量的镇静剂。

    11个月后，新奥尔良逐渐恢复生机，安娜·波和两名护士则锒铛入狱，被控二级谋杀罪。知晓内情的公众对三人的被捕义愤填膺，在他们看来，受审的应该是特耐特公司、政府和所有玩忽职守的官员。经过两年的法庭论战，大陪审团接纳了公众的看法。

    展示这样一场悲剧时，《纪念医院里的五天》力求做到公正而平衡。芬克不仅描写了精疲力竭却依然敬业的医务人员，也描写了曾经充满生气、受人关爱却不幸逝去的病人。不过，她拒绝把所有线索引向一场辩论，全书给出的答案比激起的争论更少。或许，按芬克所说，它不是宣判书，也不是安慰剂，什么都不是——更准确的说，什么都不应该是。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