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式革命缘何未输入南非？

    尽管苏联对南非非国大的武装斗争给予大力支持，并对其领袖曼德拉推崇备至，南非最终没能走向社会主义，莫斯科也未从该国的民族解放中获取太多现实利益。

    冷战年代，受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作用，被苏联官方大加褒扬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数不胜数，去世不久的纳尔逊·曼德拉便是其中之一。2013年12月9日，俄总统普京在吊唁这位南非前总统时强调，曼德拉“是俄罗斯的老朋友”，苏联曾积极支持非洲各国“对抗种族隔离、争取正义和民主”，“从那时起，我们的人民之间就形成了特殊的信任”。

    寥寥数语背后，是苏联对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持续多年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不过，南非并未如莫斯科所愿，像拉美的古巴那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尽管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感大不如前，这并不妨碍外界重新审视苏联与南非关系的变迁。

    非国大与莫斯科一拍即合

    南非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其发端早于十月革命。1912年1月8日，非国大的前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宣告成立。曼德拉1944年加入该组织后，迅速跻身领导层。

    随着南非白人政权筑起种族隔离的壁垒，非国大成为反对这一制度的先锋，于1955年发表了《自由宪章》，宣布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种族在内的新南非。这一时期，非暴力原则令非国大有别于苏东等国的左翼党派，但也导致了它自身的分裂。

    1959年4月6日，以科伯特·索布克韦为首的激进派另起炉灶，成立“泛非主义大会”，大张旗鼓地发起抵抗运动，南非局势骤然紧张。次年3月21日，在德兰士瓦省沙佩维尔镇的一场抗议中，69名示威者被军警打死，近200人受伤，一时间举世震惊。

    “沙佩维尔惨案”没能令当局让步，非国大被定性为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曼德拉等领导人对非暴力路线的信心也跌至冰点。一年后，非国大整编队伍，走上了武力反抗的新路，“民族之矛”便是这支反对派武装的自称，曼德拉则顺其自然地就任指挥官。

    彼时，同样处于地下状态的南非共产党也激烈反对种族隔离。政治目标的趋近加上敌强我弱，令结盟成为非国大和南非共的选择，一些南非共领导人还兼任非国大的领导职务。以此为契机，非国大逐渐靠上苏联这座大山，希望莫斯科“支援南非人民的斗争”。

    以南非为跳板介入南部非洲事务，亦是苏联谋划许久的一招棋。早在1950年代，美国资本便大举进军南非矿产业。苏联如能帮助非国大夺取政权，既可将美国的势力挤走，又能从南非的资源中获益。就此，勃列日涅夫于60年代中期上台后，毫不隐晦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控制西方依赖的两大宝藏——波斯湾的能源宝藏和中南非的矿产宝藏。”

    “民族之矛”靠苏援壮大

    事实上，早在1961年秋，非国大即派员秘密访苏。不过，苏方并未立刻接纳这群“黑皮肤的盟友”，而是建议他们先做些“赢得群众支持的政治工作”。倒是另一个有过相似境遇的拉美小国的“援助”来得更早——为满足武装斗争的现实需求，曼德拉以古巴革命领袖之一切·格瓦拉1960年5月出版的《游击战》一书为教材，率“民族之矛”展开战斗。

    然而，按照《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比尔·凯勒在相关文章中的说法，曼德拉的“武功”多少被神化了。虽然有个听起来挺酷的绰号——“黑花侠”，但他“从未亲自参加过任何真正的战斗”，非国大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限于埋地雷、炸电站等，在正面交锋中败多胜少。

    时间来到1963年4月，非国大副主席奥利佛·坦博正式访苏，孤军奋战了半个世纪的非国大终于有了强大的伙伴，这意味着它梦寐以求的人员和物资援助将很快到来。可是，曼德拉已于此前8个月被南非当局逮捕，开始了长达27年的铁窗生涯。

    1963年至1965年，328 名“民族之矛”成员前往苏联受训，师资、场地和相关经费等均由苏方提供。培训内容包括“军事战略和战术、地形学、操练、兵器使用和游击战”，此外，“还学习政治课程，特别重视炸药制造及使用、车辆维护、野外炊事和医疗救护方面的技能”。除军事人员，苏联方面还为非国大培训了不少医护人员及文职干部。

    根据“南非历史在线”网站提供的资料，从1979年开始，苏联（后来还有东德和古巴）多次派遣军事专家团前往南非邻国安哥拉，为“民族之矛”及南非共培训人员。截至1991年，苏联派出逾200名军事专家到安哥拉执行此项任务。数十年下来，曾被“东方”阵营培训过的“民族之矛”指战员近2000人，而这支武装总共才7000多人。

    苏联还为非国大提供大批军火，以适合游击战的轻武器为主。AK-47自动步枪、西蒙诺夫卡宾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火箭发射器、迫击炮……令该组织的战斗力明显提升。

    有了苏联力挺，“民族之矛”锐气大涨。《俄罗斯报》旗下网站“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称，“‘民族之矛’向南非当局发动强大攻势，迫使推行种族隔离的白人领导层回到谈判桌”。

    “新思维”令非暴力呼声再起

    一国的外交与内政存在联动效应，苏联对南非的政策亦然。而且，由于非国大和苏联的实力不对等，调整的主动权单方面掌握在苏联手中。从1985年起，“改革”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后，与西方各国出现了“解冻”迹象，加之自身国力衰退，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不再囿于支持民族解放力量，更多地代之以“两面下注”。

    1986年2月，非国大派出以总书记艾尔弗雷德·恩佐和“民族之矛”司令乔·莫迪斯为首的代表团，会同南非共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26大。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地区冲突应该以政治方式解决”的观点，让来客嗅出了几缕异样的味道。

    苏联方面之所以改弦更张，部分原因在于，南非解放运动的同盟军——知识分子、商人、教会领袖等力量日益壮大，因此，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已非常有可能。苏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武装攻势，非暴力手段该被重新摆上台面了。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1989年，时任苏联副外长安纳托利·阿达米辛表示，如非国大想同南非政府谈判，苏联有兴趣扮演调停者。此时，苏联已和开普敦当局有过秘密接触。

    非国大的动作和苏联预期的基本一致，即在继续开展武装抵抗的同时，增加了非暴力斗争的内容，尝试与白人政权对话。同年7月5日，尚在狱中的曼德拉与时任南非总统彼得·博塔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两人发表了“坚决支持南非和平发展”的联合声明。据报道，会谈期间，曾被众多南非黑人视为“凶残的鳄鱼”的博塔，亲自为曼德拉斟茶。

    1990年2月，非国大重获合法地位，苏联军事援助对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变得无足轻重。之后，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迅速冷却，直至前者于1991年解体。

    苏联异见人士也颇受启发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苏联对南非政策变迁的见证者，戈尔巴乔夫日前在追思曼德拉时提到：“他创造了通过和平手段争取自由的例子，……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没有苏联转型，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重建’，他们可能很难推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据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尼科里斯基就这番话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某个时刻之前，也就是说苏联体制爆发危机之前，非洲的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们还认为，应该建设社会主义，应该以苏联为榜样，应该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但他们逐渐明白，苏联气数已尽，……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对周围国家产生巨大冲击，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捷克等国爆发革命，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洲大陆上的民族和解理念占了上风。”

    应当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曼德拉其人在苏联官方话语体系中是很受推崇的。他70岁生日之际，苏联专门发行了一枚带有他肖像的纪念邮票。要知道，自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拉下神坛后，苏联便规定不再发行带有健在政治家肖像的邮票，更别说带有外国人肖像的邮票了。此番破例，可见苏联对曼德拉及其领导下的非国大的重视。

    但在尼科里斯基看来，苏联当年就曼德拉大做文章，是因为“莫斯科曾认为，民族解放的结果是非洲人民投奔共产党”。后来，随着宽容、和解的理念逐渐推广，“苏联当局觉得南非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宣传曼德拉不再能获取利益，也就对其丧失了兴趣”。

    更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活跃于80年代后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未因官方对曼德拉的褒扬而对其有何恶评。相反，按照另一名俄罗斯人权活动家，“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阿列克谢耶娃的说法，曼德拉的和解和宽容思想同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理念相似；由于他经历了27年的牢狱生活，对那些同样身陷囹圄的苏联异见人士而言，“曼德拉成为一种象征”。

    曼德拉是共产党员吗？

    随着苏联走入历史与南非政治转型完成，莫斯科与非国大的亲密关系彻底划上了句号。剩下的谜团只有一个，且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曼德拉是共产党员吗？

    《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比尔·凯勒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大约在这时（1961年‘民族之矛’刚成立时），曼德拉短暂地加入过南非共产党……据信，他是为了利用这一身份，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取得资助。” 

    英国历史学家史蒂芬·埃利斯则援引南非共1982年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称，曼德拉的确加入了共产党，只不过他“不是真正地改变了信仰；那只是一种投机行为”。

    至于曼德拉本人，他生前始终否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他以略带调侃的口吻写道：“总有人说共产党人利用我们，可谁说我们没利用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