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富翁大作战》：香港真人秀带动富帮穷

    《穷富翁大作战》是香港电台（RTHK）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制作组请来上市公司总裁、年轻专业人士、靓丽的模特，体验约一个星期的贫穷生活。他们不得不尝试干苦力、睡板房，甚至露宿街头。

    RTHK制作这样的节目，并不是为了挖苦富人取乐，而是希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探讨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

    有钱人走进贫民窟

    参与香港电台真人秀节目《穷富翁大作战》拍摄的一天，黄杰龙为了节省车费走路回家，恰巧在旺角看到一家餐厅正在发放已经由好心人付过钱的盒饭。这位养尊处优的香港连锁餐厅老板走上前，领了一份免费的晚餐。他发现，“原来在香港大约有10家餐厅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参加节目拍摄的4天时间里，这位生活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的二代企业家成了超市的小工，每天收入仅50港元（约合39元人民币），只能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公寓被分成5个隔间，没有柜子、风扇，也没有电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劳作一整天、筋疲力尽后，甚至没法得到充分的休息。”他告诉香港《南华早报》，“幸运的是，我到的那天，有位女士借给我一台风扇。那天是我的生日，这台风扇是最好的礼物，我可以在流通的空气中睡觉了。”

    节目组如此安排，并不是为了挖苦富人取乐，而是希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探讨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

    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香港的贫富悬殊居亚洲第一。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亦表示，2012年，该地区的贫穷状况正在恶化，贫困人口上升至126万，为历来最高数字。几十年来，原本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已慢慢发展成M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间的中产者出现“塌陷”。

    虽然有人对节目嗤之以鼻，批评它只不过是一场政治秀，但《穷富翁大作战》还是成功推动部分商界人士关注贫穷问题。

    对于黄杰龙来说，体会是切身的。最近他发现自己餐厅的员工躲在角落睡觉时，就比以往宽容了许多——“过去，我肯定会非常生气，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的艰难。”他在顾客看不到的地方专门设置了一个区域，允许困倦的餐厅员工小睡片刻。

    黄杰龙承认节目改变了自己的视野。这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虽然没有在4天的拍摄后变成共产主义者，但至少已经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板”。

    前投资银行家、现烹饪导师陈彦琳则在节目中，与低收入家庭共同体验了在临时住房里的生活。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小孩的饮食起居，还要到酒店上班。酒店每天丢弃的大量食物，让她对浪费有了更深入的反思。

    “香港是美食天堂，但食物分配不均，以前我觉得厨馀是环保问题，现在认为珍惜食物是舌尖上的责任，享有食物是舌尖上的权利。”她告诉香港《大公报》。

    前建筑师、现在经营连锁咖啡厅的廖伟芬，也与住在临时住房的一家人共同度过了几个夜晚。

    “住在那里的人没有永久性的居所，他们不知道下一个打击非法建筑行动的目标是否就是自己。”她说，“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因为随时可能被迫搬出去。我的邻居不敢要孩子，因为他们的未来是一团迷雾。”

    “让富人像下层阶级那样生活，能让观众从细节上理解贫困意味着什么，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绝望，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贫困意味着度日艰难，没有出路。”节目监制王禄霞告诉《南华早报》。

    从体会“穷滋味”到解决“穷问题”

    一天，有钱有闲的全职太太茜茜被女儿问了一个问题：“穷”字应该怎么写。

    对于大部分物质富裕的香港人而言，贫穷是件听闻多于感受的事，更何况茜茜的女儿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父亲是银行高管，她在九龙最贵的国际学校读书，讲英文比中文还流利。

    茜茜一笔一划地向女儿解释：“穷字是上面一间屋，屋下一个身，身子还得弓着，连睡觉也不能把身体伸直。”这是有钱人茜茜对于贫穷的想象。

    为了体会真实的“穷滋味”，茜茜决定参加《穷富翁大作战》，去茶餐厅打工。几天时间，她“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累得死去活来却毫无办法，因为“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2009年，《穷富翁大作战》第一季在香港播出，参加者非富即贵，却得交出所有的现金、信用卡，感受真实的赤贫生活。殊不知，一开始，为了寻找合适的人选出镜，节目组耗费了近半年时间，因为大部分有钱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担心被绑架，担心公众形象受损，甚至背上政治作秀的黑锅。

    但到现在，《穷富翁大作战》已成功播出了三季，共有16名富人及他们的亲属参与其中。在2011年的第二季节目中，富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贫富到底由谁决定？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是懒惰，还是命中注定？

    在奶茶店打工的名流之后周国丰，一连几个小时打仗似地调奶茶，偏头痛发作，思维都停滞了，“像齿轮在转，看不到任何前途”。扫大街的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发现，自己只能考虑下一顿饭怎么解决，已无力计划将来如何。在贫富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弱者只会越来越弱，单有斗志没什么用。

    更严峻的现实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培养孩子，贫穷就像世袭般遗传到下一代，“跨代贫穷”开始成为香港的关键词。

    茜茜的女儿从小就坐飞机环游世界，贫民窟的孩子却连香港的地铁都不会搭乘。“如果他们在跑100米比赛，相信我女儿的起跑线超前他们200米。”她感慨道。

    到第二季节目的最后，富人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最悲观的第三个答案——命中注定，因为贫困的生活只能“将铅笔越创越短，而不是越创越尖”。

    于是，在2013年播出的第三季中，该节目第一次“突破前两季着重体验贫穷的范畴，要求参与者多走一步，提出改善方案”。

    “每个人能力有限，但团结起来，就拥有很大力量”

    经营30多家餐厅、每年营业额达10亿港元（约合7.8亿元人民币）的黄杰龙，利用自己在食品行业的经验，打算建立起一个平台，连接有同情心的餐馆老板和市民，为穷人提供免费的食物。他旗下的天水围食肆则与天水围社区发展阵线合作，每天捐出100个盒饭。

    “依据自己在餐饮业的经验，我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平台，餐馆将食物折价卖给希望伸出援助之手的市民。节目播出后，我收到了100个人的要求，他们可以提前为这些饭菜付钱。香港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少，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提供帮助。”黄杰龙告诉《南华早报》。

    补习天王伍经衡深信上大学可能是改变跨代贫穷的不二法门，但贫困的孩子因为英语水平糟糕而面对巨大的劣势。为此，他打算在2014年1～2月推出8堂免费课程，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升应试技巧，拥有通向大学校门的敲门砖，目前伍经衡已经在寻找场地。《大公报》称，如果成效显著，他会继续这一行动。

    拍摄结束后，廖伟芬聚集起一群建筑师朋友，到访贫困者家中，试图帮助他们将狭小的空间最大化地利用。她计划一个月举行一次聚会，邀请6位建筑师参加，尽管小隔间的平面空间受到约束，但建筑师可以通过光源和装饰，帮他们更好地安排生活空间。“日本的胶囊旅馆并不比鞋盒大太多，依然可以看起来整洁卫生”。

    最后一集节目中，14名主要参与者中的7人聚集在一起吃饭，讨论自己的体验和开展进一步扶贫计划的想法。黄杰龙表示，14个人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希望他们的经验可以鼓励公众更多地关注穷人，帮助穷人。

    “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团结起来，就拥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改变穷人的生活。”黄杰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