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使对德媒谈中国发展
《
青年参考
》（
2014年01月01日
11
版）
 |
德国媒体刊登了对史明德大使的采访 |
2013年12月27日，德国《每日镜报》刊登了对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的采访。采访中，史明德阐释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通过的改革方案，介绍了中德关系，并就中日钓鱼岛争端、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阐明中方立场。
《每日镜报》：大使先生，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决定将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这将带来哪些实质上的变化？
史明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可以同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当年我们开始实施市场经济机制时，没有实践经验可以遵循，也没有别国先例可供参考。必须进行试验，正如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先从4个经济特区开始，之后延伸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直至逐步全面开放。
快速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问题，如资源紧缺，5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进口。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中国单位GDP能耗比欧洲高4倍，比日本高7倍，环境污染严重。
《每日镜报》：改革对国有企业意味着什么？
史明德：群众对存在问题的不满有所增加。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富裕，但同时也产生了新问题。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各类所有制形式，不管是国有还是集体、民营或合资，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一些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也向非公有制企业开放。
《每日镜报》：这对中国汽车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史明德：中国和外国企业在市场准入、法律法规等方面享受同等地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德国三大汽车品牌制造商多年来在中国实现了两位数高速增长，宝马公司去年在华销量同比增长近50%。
《每日镜报》：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史明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法治国家是关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共产党不应凌驾法律之上。我们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政。我们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我们将重点推进反腐建设，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
《每日镜报》：独生子女政策有所调整，但未取消。
史明德：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几十年内减少出生人口2.5亿多人，否则人口的过度增长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付诸东流。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所以我们现在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有近1600万新生儿，几乎相当于前东德人口总数。新政策实施后，预计每年会再增加200~300万新生儿。
《每日镜报》：中国何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史明德：我们正在不断调整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育率非但没有上升，而且在下降。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虽在增长，但也低于预期。长期下去，可能有一天中国也会像德国一样，要鼓励大家生孩子了。
《每日镜报》：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为什么中国政府设立防空识别区，加剧与日韩两国的岛屿争端呢？
史明德：中国正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无意与邻国发生纠纷。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过去10年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由1700多亿美元，增加到1万多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我们通过对话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
《每日镜报》：为什么在岛屿争端中不这么做呢？
史明德：让我们回顾一下争端由来。中日钓鱼岛争端始于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许多领土。根据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协议，日本必须向中国归还所有窃取之领土，但美国却将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交给了日本。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中日建交时双方达成共识，不采取单边行动激化争端，改变现状。
正是日本政府通过将岛屿国有化，单方面改变了现状。中方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不等同于领空，也不是禁飞区，目的是建立识别不明航空器的预警机制，不对国际航线构成威胁。日本早在40多年前就设立了防空识别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其他国家40年前做的事。
《每日镜报》：美、日、韩不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未向中方通报就多次飞越防空识别区，容易擦枪走火。
史明德：中方无法理解美、日、韩三国的行为。中方愿与有关各方进行对话，中方设立防空识别区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每日镜报》：明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没有国家希望进行战争，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争端僵持不下，许多国家民族主义倾向严重，萨拉热窝事件则成了导火索。当前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与此类似。
史明德：我认为将当前东亚局势与一战时期相比，是不合适的。我们要认清这类论调从何而来。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近代长期闭关锁国，后来一直是殖民主义和他国侵略的受害者。中方致力于与各国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发展。我们也看到，有的国家在利用争端服务于内政目的。
《每日镜报》：这是这点令人担忧，将内政情势置于经济利益之上是危险的。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很多邻国感到威胁，数十年前还与美国兵戎相见的越南正寻求与其同盟。导致这样的同盟出现，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史明德：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我们愿与邻国加强合作，合作中有摩擦很正常。我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至于他国如何感知中国，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良好意愿，合作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的邻国也不愿在大国之间做选择，他们希望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家都是互相依赖的。在亚洲近代史上，中国第一次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各方适应这种变化也尚需时日。
《每日镜报》：中国为什么不谋求通过某个国际仲裁法庭来解决岛屿争端？
史明德：目前为止，我们均通过双边途径解决类似问题，包括同印度。我们无意将此问题国际化。
《每日镜报》：中国在近些年逐步改变了货币储备比重——少一些美元，多一些欧元，为什么？
史明德：我们始终相信多极化的世界。当今国际秩序也需要更多的储备货币。4条腿的椅子肯定比一条腿的更稳定，美元动荡使各国深受影响，因此我们欢迎稳定的欧元。欧债危机期间我们展示了团结协作的姿态，购买了负债国的国债。欧洲潜力非常、非常大。我们也愿意在G20峰会之前与欧洲各国更好地协调立场。
《每日镜报》：即便在两条腿上——也就是美元和欧元——也难保椅子平稳。那第三号、第四号货币会是什么呢？
史明德：目前美元仍是世界唯一主导货币，世界范围内欧元居其后，中国货币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相距甚远。我们正努力使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与近30个国家展开双边贸易结算。欧盟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双方货币在贸易结算中大约占据十分之一的比例。
《每日镜报》：未来数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大约到那时，人民币会成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一员？
史明德：我们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我们的货币须具备国际储备货币所需的各种条件，并得到世界各国认可。中国也需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每日镜报》：改革方案实现中，中国对德国有何期待？
史明德：德国是中国非常值得信赖的伙伴。德国一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也始终支持德国的统一。默克尔总理已经6次访问中国，而且会尽快进行第七次访华。
《每日镜报》：有多快？
史明德：我想会尽可能快。中国总理不久前又重申了对默克尔的邀请，中国总理也将于2014年再赴德国进行两国政府磋商。德国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30%，相当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对华贸易额总和。两国同为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经济实体，我们重视通过劳动创造更多价值，也重视制造业。两国经济都经受了经济危机的考验，这是很难得的。
《每日镜报》：经济问题很显然起着主要作用，你认为两国在政治上有何共同之处？
史明德：我们从经济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都不赞成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致力于经济结构改革和加强银行监管，都主张自由贸易并进一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每日镜报》：美国情报部门窃听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之后，德国和巴西在联合国提出了关于数字时代隐私权的议案。中国支持进一步增强公民个人权利吗？
史明德：我们支持德国和巴西提出的提案。美国窃听他国最多，却总是倒打一耙。我们希望，所有国家能共同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共同的规则。
《每日镜报》：中国支持每个公民自行处置其数据的原则吗？
史明德：在网络中个人的自由度应有多大，这是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应当说世界不存在绝对的自由。
《每日镜报》：奥巴马总统向默克尔总理承诺，她的手机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受到窃听。中国也能承诺吗？
史明德：我们没有窃听她的手机。
《每日镜报》：在与北京的友城关系中，柏林可以做些什么呢？
史明德：我们已经开展了学生交流和文化交流。此外，中国的大城市面临雾霾和垃圾处理问题，我们愿同柏林在环保领域展开合作，柏林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例如Alba公司的生物处理垃圾技术很成功。我正努力将这一技术推介给北京，并由此扩展至其他大城市。中国拥有130个超百万人口城市，仅北京就有2000万人口，因此我们还面临交通问题。10年前北京有500万骑自行车的人，现在多数转向汽车了。友好城市关系的意义，在于让各自城市的人们从对方的经验中受益。
2013年12月27日，德国《每日镜报》刊登了对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的采访。采访中，史明德阐释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通过的改革方案，介绍了中德关系，并就中日钓鱼岛争端、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阐明中方立场。
《每日镜报》：大使先生，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决定将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这将带来哪些实质上的变化？
史明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可以同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当年我们开始实施市场经济机制时，没有实践经验可以遵循，也没有别国先例可供参考。必须进行试验，正如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先从4个经济特区开始，之后延伸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直至逐步全面开放。
快速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问题，如资源紧缺，5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进口。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中国单位GDP能耗比欧洲高4倍，比日本高7倍，环境污染严重。
《每日镜报》：改革对国有企业意味着什么？
史明德：群众对存在问题的不满有所增加。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富裕，但同时也产生了新问题。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各类所有制形式，不管是国有还是集体、民营或合资，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一些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也向非公有制企业开放。
《每日镜报》：这对中国汽车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史明德：中国和外国企业在市场准入、法律法规等方面享受同等地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德国三大汽车品牌制造商多年来在中国实现了两位数高速增长，宝马公司去年在华销量同比增长近50%。
《每日镜报》：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史明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法治国家是关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共产党不应凌驾法律之上。我们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政。我们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我们将重点推进反腐建设，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
《每日镜报》：独生子女政策有所调整，但未取消。
史明德：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几十年内减少出生人口2.5亿多人，否则人口的过度增长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付诸东流。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所以我们现在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有近1600万新生儿，几乎相当于前东德人口总数。新政策实施后，预计每年会再增加200~300万新生儿。
《每日镜报》：中国何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史明德：我们正在不断调整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育率非但没有上升，而且在下降。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虽在增长，但也低于预期。长期下去，可能有一天中国也会像德国一样，要鼓励大家生孩子了。
《每日镜报》：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为什么中国政府设立防空识别区，加剧与日韩两国的岛屿争端呢？
史明德：中国正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无意与邻国发生纠纷。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过去10年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由1700多亿美元，增加到1万多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我们通过对话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
《每日镜报》：为什么在岛屿争端中不这么做呢？
史明德：让我们回顾一下争端由来。中日钓鱼岛争端始于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许多领土。根据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协议，日本必须向中国归还所有窃取之领土，但美国却将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交给了日本。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中日建交时双方达成共识，不采取单边行动激化争端，改变现状。
正是日本政府通过将岛屿国有化，单方面改变了现状。中方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不等同于领空，也不是禁飞区，目的是建立识别不明航空器的预警机制，不对国际航线构成威胁。日本早在40多年前就设立了防空识别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其他国家40年前做的事。
《每日镜报》：美、日、韩不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未向中方通报就多次飞越防空识别区，容易擦枪走火。
史明德：中方无法理解美、日、韩三国的行为。中方愿与有关各方进行对话，中方设立防空识别区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每日镜报》：明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没有国家希望进行战争，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争端僵持不下，许多国家民族主义倾向严重，萨拉热窝事件则成了导火索。当前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与此类似。
史明德：我认为将当前东亚局势与一战时期相比，是不合适的。我们要认清这类论调从何而来。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近代长期闭关锁国，后来一直是殖民主义和他国侵略的受害者。中方致力于与各国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发展。我们也看到，有的国家在利用争端服务于内政目的。
《每日镜报》：这是这点令人担忧，将内政情势置于经济利益之上是危险的。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很多邻国感到威胁，数十年前还与美国兵戎相见的越南正寻求与其同盟。导致这样的同盟出现，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史明德：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我们愿与邻国加强合作，合作中有摩擦很正常。我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至于他国如何感知中国，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良好意愿，合作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的邻国也不愿在大国之间做选择，他们希望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家都是互相依赖的。在亚洲近代史上，中国第一次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各方适应这种变化也尚需时日。
《每日镜报》：中国为什么不谋求通过某个国际仲裁法庭来解决岛屿争端？
史明德：目前为止，我们均通过双边途径解决类似问题，包括同印度。我们无意将此问题国际化。
《每日镜报》：中国在近些年逐步改变了货币储备比重——少一些美元，多一些欧元，为什么？
史明德：我们始终相信多极化的世界。当今国际秩序也需要更多的储备货币。4条腿的椅子肯定比一条腿的更稳定，美元动荡使各国深受影响，因此我们欢迎稳定的欧元。欧债危机期间我们展示了团结协作的姿态，购买了负债国的国债。欧洲潜力非常、非常大。我们也愿意在G20峰会之前与欧洲各国更好地协调立场。
《每日镜报》：即便在两条腿上——也就是美元和欧元——也难保椅子平稳。那第三号、第四号货币会是什么呢？
史明德：目前美元仍是世界唯一主导货币，世界范围内欧元居其后，中国货币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相距甚远。我们正努力使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与近30个国家展开双边贸易结算。欧盟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双方货币在贸易结算中大约占据十分之一的比例。
《每日镜报》：未来数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大约到那时，人民币会成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一员？
史明德：我们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我们的货币须具备国际储备货币所需的各种条件，并得到世界各国认可。中国也需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每日镜报》：改革方案实现中，中国对德国有何期待？
史明德：德国是中国非常值得信赖的伙伴。德国一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也始终支持德国的统一。默克尔总理已经6次访问中国，而且会尽快进行第七次访华。
《每日镜报》：有多快？
史明德：我想会尽可能快。中国总理不久前又重申了对默克尔的邀请，中国总理也将于2014年再赴德国进行两国政府磋商。德国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30%，相当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对华贸易额总和。两国同为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经济实体，我们重视通过劳动创造更多价值，也重视制造业。两国经济都经受了经济危机的考验，这是很难得的。
《每日镜报》：经济问题很显然起着主要作用，你认为两国在政治上有何共同之处？
史明德：我们从经济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都不赞成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致力于经济结构改革和加强银行监管，都主张自由贸易并进一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每日镜报》：美国情报部门窃听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之后，德国和巴西在联合国提出了关于数字时代隐私权的议案。中国支持进一步增强公民个人权利吗？
史明德：我们支持德国和巴西提出的提案。美国窃听他国最多，却总是倒打一耙。我们希望，所有国家能共同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共同的规则。
《每日镜报》：中国支持每个公民自行处置其数据的原则吗？
史明德：在网络中个人的自由度应有多大，这是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应当说世界不存在绝对的自由。
《每日镜报》：奥巴马总统向默克尔总理承诺，她的手机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受到窃听。中国也能承诺吗？
史明德：我们没有窃听她的手机。
《每日镜报》：在与北京的友城关系中，柏林可以做些什么呢？
史明德：我们已经开展了学生交流和文化交流。此外，中国的大城市面临雾霾和垃圾处理问题，我们愿同柏林在环保领域展开合作，柏林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例如Alba公司的生物处理垃圾技术很成功。我正努力将这一技术推介给北京，并由此扩展至其他大城市。中国拥有130个超百万人口城市，仅北京就有2000万人口，因此我们还面临交通问题。10年前北京有500万骑自行车的人，现在多数转向汽车了。友好城市关系的意义，在于让各自城市的人们从对方的经验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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