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后，世界更危险？

    当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认为，2014年及以后，人类文明面临的潜在威胁将更为多元化且不可预测；对非西方国家而言，最大的风险是战争和革命。

    意大利西部片《黄金三镖客》中有个经典场景，相当于对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予以概括：金发小子布兰迪和图科总算找到了埋有黄金宝藏的墓地，问题在于：这是南北战争时期留下的大片墓地，谁都不知道宝藏具体埋在那座坟墓下。布兰迪看了看枪，又看了看瓦拉赫，吐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伙计，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拿枪的，……另一种是干活的。”

    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秩序中，同样存在两种经济体。一种积累了大量资产，包括主权财富基金（总数已超过4万亿美元）以及硬通货储备（仅新兴市场就有5.5万亿美元），这就相当于那个拿枪的人。与之相对，那些背负着巨额公债的经济体（全世界共有近40万亿美元），就是那些干活的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也需要将地下的“宝藏”开采出来，但地下资源的分配并非对各国一视同仁。据统计，全球已探明的矿藏储量，市值估计为359万亿美元左右，其中60%的储量为10个国家所有，即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沙特、中国、几内亚（铝土矿丰富）、伊朗、委内瑞拉、南非和哈萨克斯坦。

    弄清了这些事实，让我们转入自己“有所不知”的话题上来，我们不知道未来还能探明多少资源，也不知道技术进步（如页岩气）可以增加多少资源供应。我们同样不知道金融危机的余波是否会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是否会带动新型燃料和材料的开发。最后，我们更不知道，鉴于资产的不可移动性，政治会对易于进行横征暴敛的部门产生怎样的影响。

    毫无节制地消耗化石燃料可能导致全球气候变化，但我们不知道变化的程度会有多大，也不知道问题发展到何时才能刺激真正有意义的政策出台。届时，西方将寄希望于绿色能源，可其他地方的人还是我行我素，挖出多少煤就用多少，而不会致力于发展那些可以降低碳排放的事业。所有这些“知道我们不知道”，造就了2002年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

    在经济领域之外，同样存在众多“我们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范畴。最典型的要数两大自然灾害：一是地震和由此引发的海啸，这是地壳构造板块运动随机产生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知道灾害可能发生的地点，对时间和规模一无所知）；二就是大规模流行病，多由类似流感病毒产生的随机变异而导致。对于这两大威胁，人类所了解的不过是：它们在未来会比以往造成更大的伤害，原因之一是亚太地区的人口密度不断上升，而且恰恰聚集在容易出问题的沿海地带。如果再考虑到核扩散，如今的世界或许比冷战年代更危险——50年前，人类的主要威胁是两大阵营的对抗导致的最糟糕情况，这毕竟是可计算的；现今，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远不止可计算的风险，这也是两极世界变为网络世界的必然结果之一。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类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精确预测。何况，就算历史指明了大方向，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视而不见。回想2011年初，当被问及“未来两三年间，新兴市场的主要风险有哪些”时，近千名全球精英人士大多将“资产泡沫、政治腐败、收入不平等、未能有效应对通胀”列在最前；到2014年，这些担心已显得不合时宜。

    至少在非西方国家中，如今，真正的风险在于革命和战争。食品价格飙升、人口年轻化、中产阶级抬头，意识形态混乱、旧政权腐败、国际秩序脆弱……所有这些因素相叠加，战争和革命在所难免。以中东为例，伊斯兰革命实际上已经来临，尽管西方一厢情愿地将其贴上了“阿拉伯之春”的标签。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未来学家们一再预言说，“从长远看，人类注定远离暴力”，对战争的频次统计并未印证这种趋势。与地震预测一样，我们完全清楚可能爆发战争的地点，但不可能知道战争何时爆发，以及它的实际规模会有多大。

    □节选自《西方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