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沃夫：繁荣逝去，空留华屋

    失去了引以为豪的多元文化，乌克兰古城利沃夫只能以博物馆般的历史建筑群，为曾经的荣耀作注。

    凝望着前方的建筑群，伊哈尔·祖克若有所思地念叨着：“好多年前，这些都是活的。如今一切都毁了，只剩下空壳……对，就跟甲壳类动物的遗骸差不多。”

    祖克是利沃夫的建筑学家，这座乌克兰小城素有“欧洲建筑博物馆”之称。我们身处的咖啡馆，隔壁便是一栋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被粉刷成奇怪的粉色，还装饰着裸体雕塑。这片老房子是乔治酒店的产业，后者可非等闲之辈，许多名人都曾下榻过，包括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让-保罗·萨特。祖克告诉我，在750多年的岁月中，利沃夫一度凭借横跨东西欧分界线的地利，成为汇聚八方贤达的欧陆重镇；但在20世纪中期，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多元文化，最终被战争、屠杀以及种族清洗消灭殆尽了。

    有这样的遭遇，利沃夫的建筑还能幸存已属不易。当年，纳粹毁坏了市内几乎所有的犹太会堂，幸免于难的，也因此后几十年间无人管理而残破不堪，檐口破碎，灰泥脱落。不过，就整体上看，利沃夫令人留恋的都市风景仍与1939年8月相差无几；也正是在那场战争爆发前夜，我的父亲亚当·乌拉姆乘上最后一班客轮离开欧洲，从此与故乡永别。

    我来利沃夫的主要目的是追寻先祖的足迹，但对此中奥妙几乎一无所知。父亲虽是历史学教授，生前对家世绝口不提。多亏他留下了一本族谱，算是惟一对我有用的工具。

    从人声鼎沸到十室九空

    利沃夫离乌克兰-波兰边境约45英里。它的心脏地带曾被高墙环绕，如今却不见一点儿遗迹。我漫步片刻，波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乃至美国人和德国人对这里的贡献一一映入眼帘。只要是稍长一点的街巷，其中都可能藏着古迹。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最早可上溯到利沃夫还叫伦贝格（Lemberg）的时代，彼时的它号称奥匈帝国王冠上的宝石。

    战乱终结了利沃夫辉煌的建筑传统。今天，只剩下一些乐高玩具般的、苏联时期修筑的塔楼围绕在它早已冰冷的心脏周围。由于被苏德双方拉锯式争夺，二战结束后，当地人口的90%遭到杀害或流亡他乡，其中包括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群。仅仅十多年工夫，利沃夫完成了从人声鼎沸到十室九空的转变，之后前来落户的，大多是苏联通过政策安置的移民。

    里诺克广场（Rynok Square）是利沃夫的历史中心，户外咖啡馆和露天啤酒店拱卫四周。日落时分，广场上常有乐队吹拉弹唱，不少人在跳摇摆舞，另外就是各式各样的、与我不谋而合的寻根者。乌克兰人认为古城是本民族的起源地，波兰人则来这里怀念过去的好时光——两次世界大战间短暂的和平年代，利沃夫归波兰管辖，是该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里诺克广场上的建筑诉说着辉煌的过去。哈布斯堡王室修建的市政厅拥有巨大的鹅卵石广场，周围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民宅，也有巴洛克时期的宫殿，还有为波兰贵族乃至美国富豪修建的别墅。建筑的外立面被绿漆、灰泥与黑色石灰石涂覆，仿佛在争相吸引人们的目光。无论在何处，都能看到狮子雕塑或图像，这大概就是利沃夫又称“中欧狮城”的来由。

    先贤美名从这里传扬

    不去市中心时，我往往会在舍甫琴科大街上流连，去甜点店喝一杯卡布奇诺或热巧克力。坐在临街的桌子上，远远能望见这条街另一端有座奇特的角塔状建筑，上有苏格兰式装饰元素。上世纪30年代，一群数学家曾在这座充满神秘感的建筑里勤奋地钻研理论，然后相互颁奖，奖品非常有意思，有一次居然是一只活的鹅！

    这伙学者意在藉此活跃学术气氛，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今天依然能在教科书中读到，譬如我叔叔斯塔尼斯劳·乌拉姆，他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更是蒙特卡罗法的创始人。蒙特卡罗法是计算无序性问题的数学工具，应用领域包括物理学、计算机制图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大街另一端坐落着西格尔屋（Segal House），一栋规模巨大的、新艺术主义风格的公寓，拥有复杂的浅浮雕纹样，窗子的造型更是妙趣横生，乍一看和音符无异。此乃我叔祖父迈克尔·乌拉姆的得意之作，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曾是利沃夫最多产的犹太裔建筑师。

    临近的桌子旁坐着个小伙子，用一口波兰话打破了我的白日梦。他边冲我比划边嚷嚷：“我们波兰人建造了这些，这是个波兰城市！”对族群话题敏感的我一时间有点儿不舒服。好在，这位新相识稍后就展示了有亲和力的一面：在一家怀旧风格的酒吧里，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一群年长的乌克兰人中，在我周围挥舞着手臂，高唱共产主义时代的激昂歌曲。

    砖石间凝固着族群信仰

    必须承认，利沃夫城内还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向人们展示着过去一个世纪里狂飙而至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意识。用伊哈尔·祖克的话说，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团体时常住在同一幢公寓里，并以同样的节奏生活，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仿佛乘上了驶往不同方向的列车。

    德涅斯特保险公司大楼是最能凸显乌克兰分离主义的造物。它的风格让人想起乌克兰乡下人的建筑习惯：用灰泥表现立面，配上浅浮雕和瓷片组成的几何图案，有点类似印第安人的挂毯。祖克告诉我：“乌克兰人在这里是少数民族，他们急切地希望表现自己的存在。”

    同样是在20世纪，犹太人也试图用建筑传递自身的信仰和主张。1910年，叔祖父迈克尔主持建造了一座灰色的大楼，柱子粗壮，凸窗棱角分明，亦即所谓的“堡垒风格”。楼顶部是开放式的倾斜结构，象征着“苏克棚”（苏克棚是传统的犹太人居所，系犹太人在庆祝住棚节期间临时居住，住棚节则是为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前40天的帐篷生活而设立）。这座大楼的立面上雕刻着奇特的人物形象，包括一个男子，留着埃及式发型，绑着缠腰带，手抚竖琴——也许参考了大卫王的形象？

    市内留存至今的犹太人机构不多，贝丝丘利姆医院是其中之一。它用红砖和黄砖堆砌而成，有着摩尔式的圆顶。横梁上，大卫之星的残迹依稀可辨。

    步入医院后庭，我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堆墓碑的碎片，刻着希伯莱语碑铭。导游说，此物原是为了纪念附近的一座犹太人公墓，但公墓多年前就已化作瓦砾，如今成了户外市场。

    闻言，我蓦然回想起斯塔尼斯劳叔叔当年惊悉纳粹入侵波兰时的心境，一阵酸楚涌来，几乎不能自已。他在自传中写道：“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仿佛有一张幕帘垂了下来，把我过去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隔开。生活有了不同的色彩，旧日的一切都已不可重现。”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