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人情味曾跨越“柏林墙”

    半个世纪前的圣诞节，“奇迹”降临冷战前沿的柏林：西柏林居民获准跨越隔离墙，与阔别两年的亲人短暂相聚，为那个灰暗年代增添了一抹少有的亮色。

    2013年岁末，德国柏林街头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橱窗中的促销广告五花八门，色彩鲜艳的海报仿佛告诉人们：圣诞节就是合家欢聚的日子，不要忘记用礼物表达你的爱。

    在年过7旬的曼弗雷德·罗斯奈特看来，礼物不重要，能和家人保持联络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和弟弟勒夫每天通3个电话，不时小聚。曼弗雷德住在城市西边，勒夫住东边，相距半小时车程。然而，在柏林被高墙分隔的30年间，面对面交谈曾是兄弟俩无法奢望的事情。

    1963年的圣诞节算是为数不多的特殊时刻。当时，东德政府破例允许被柏林墙隔开的亲人在东德相聚。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一幕幕，曼弗雷德将那天称为“圣诞节的奇迹”。

    亲历者无不将那段记忆珍藏至今

    1961年8月31日，一觉醒来的柏林市民吃惊地发现，一条150公里长的铁丝网将他们熟悉的城市一分为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东德军警筑起藩篱，意图阻挡涌向西方的移民潮。此后一周间，铁丝网被混凝土工事取代，柏林墙的称谓变得名副其实。300多万生活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百姓意识到，冷战的铁幕终于在自己身边徐徐落下。

    接下去的30年间，有136人在偷越柏林墙时失去生命。多数人则默默地接受了被这堵墙改变的生活，一些曾在城市东西部通勤的居民不得不重新找工作。

    当时，没有谁能料到，这道固若金汤的封锁线会在落成两年后打开一条缝隙。1963年底，东德政府突然宣布，当年12月到次年1月之间的18天，西柏林居民可以进入东柏林，与亲戚朋友共度圣诞和新年假期。不过，东柏林的居民仍然不能前往西区。

    双方如何展开幕后协商的大部分细节早已被遗忘。在历史学家看来，短短18天的宽容与28年的压迫相比，完全不值一提。当然，对于70万西柏林居民来说，与亲友分离了28个月后再次共处一室，依然算得上让人喜出望外的事情。

    “跨越柏林墙的圣诞节”的亲历者们，无不将那段记忆珍藏至今。“那种感觉太好了，”里加纳·布兰卡说。她与丈夫还有14个月大的女儿曾在柏林墙前排队，等待进入东柏林看望她的祖母。“人们互相交谈，彼此交换探望对象的情况。当时的气氛充满希望。”

    坚固的柏林墙上出现了一个供人出入的洞

    世界注意到了这个不寻常的圣诞。英国《每日电讯》报头版报道称，“开放柏林墙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五个出入口的士兵失去了假期，发出的却是快乐的叹息。”

    时任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作出这一决定的。作为东方阵营的领头人，以争强好胜著称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3年6月在西柏林的演讲让“自由柏林”在舆论战争中占得先机。“肯尼迪的演讲让苏联人下不来台。”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在著作《柏林墙》中写道。因此，让柏林市民在圣诞节团聚，可以让东方阵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扳回一分，“让他们在国际上面上有光”。

    由于两德互不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双方约定，由东德邮政部门人员而非外交官签发前往东德的签证，签证办公室设在西柏林的几所学校。办事点太少，探亲的人太多，很多人在寒风中排队许久，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却已到下班时间，只好第二天从头排起。

    签证只给西柏林居民在东部停留十几个钟头的权限：从早晨7点到午夜，只能探访至亲，访客随身最多只能携带1/2磅咖啡、茶或可可，不许携带任何磁带和录音装设备。

    据《每日电讯》报记载，率先踏上东柏林土地的是一位年轻人，提着水果和咖啡去看望母亲。“她根本不知道我要来，”他说，“我希望这个惊喜不会让她心脏病发作。”

    西柏林居民可以步行、乘电车或开车进入东柏林。为确保交通顺畅，东德军警在Oberbaum桥附近的柏林墙上临时敲出一个洞，供车辆出入。美国《时代》杂志提到，当时9岁的马库斯·克鲁格回忆起随父母去东柏林拜访姑姑的场景，称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洞：“当我发现这堵坚固的墙上出现了一个供人出入的洞，那种感觉是多么奇妙。”

    “大家又能坐在一起吃饭”

    圣诞节当天，时年20岁的布兰卡和丈夫、女儿、母亲一道穿过柏林墙。“我们（给祖母）带去了尼龙紧身衣、咖啡、巧克力、香蕉和橘子，”她对《每日电讯》报回忆，“婴儿车被礼物塞满了，我只能把女儿克里斯汀抱在怀里。”

    柏林墙建成时，她正在准备婚礼。由于先前选定的教堂位于墙东侧，她不得不临时寻找新的场地。更糟糕的是，她的祖母和多数亲戚身陷东德，无法出席婚礼。“只有我的两个弟弟，母亲和一位邻居出现在婚礼现场，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和私奔差不多。”

    布兰卡清晰地记得与亲人重逢的场面，“那真是个疯狂的时刻，我们互相拥抱，激动地大声询问彼此的近况，因为兴奋而不断尖叫。就在这时，姑姑小声警告，‘隔墙有耳’。”来自西柏林的一干人并不明白，后者是在担心无孔不入的东德情报机关进行监听。

    房间里，布兰卡的祖母用能找到的所有装饰品制造出节庆气氛。布兰卡放眼望去，没能看到完整的圣诞树，只有一些装饰起来的树枝。大家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布兰卡的女儿身上，“祖母和姑姑从没有见过克里斯汀，人人都想抱她。于是，她从一个人的怀里转移到另一个人的怀里。克里斯汀的表现糟透了，哭叫着抗议，因为她不认识抱着她的人。”

    几乎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里，类似的重逢场面都在上演。柏林墙拔地而起那年，克劳斯-彼得·艾黎只是个9岁的小男孩。据他描述，父母告诉他无法再去拜访家住东柏林的祖父母时，他内心深深的失望始终无法得到排遣。后来，她的母亲给二老写信，安排好一个日期见面——所谓的见面，就是艾黎和母亲站在墙的一侧，祖父母站在墙另一侧，双方遥遥相对，彼此致意。“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他们，拼命挥手，他们也向我们挥手，却看不清我们。因为他们没有望远镜。那个时刻，我悲从中来，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重逢。”

    1963年圣诞节前夕，艾黎一家获悉可以前往东德的消息，马上付诸行动。曙光乍现时，他和父母已经站在了祖父母家门外。“跨过边界的时候，兴奋和紧张简直无以言表。”他回忆称，“我们带去的礼物不允许包装，行李箱必须彻底翻检，将每一件东西给卫兵看。”

    祖母对他们的造访毫无准备，但还是迅速做好了丰盛的午餐。“她买了猪排，人人都有一块，这在物资短缺的东柏林并非易事。最棒的仍然是大家又能坐在一起吃饭了。”

    亲情的纽带终未被斩断

    久别后的重逢毕竟是短暂的。午夜临近，探亲大军不得不踏上返程路。柏林墙前，聚集着神色沮丧、脚步迟缓的西柏林居民和依依不舍、频频拭泪的东柏林居民。“闭上眼睛，告别的一幕还会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布兰卡边说，边轻轻擦拭眼角。“即便是分别的时刻，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谁都不知道能否再度相见。我们只能心存祝愿，互相拥抱。”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曾在那个圣诞节与至亲团聚。1961年8月31日，曼弗雷德·罗斯奈特匍匐在刚立起的铁丝网下，冒险穿越东西柏林间的屏障，逃到了西柏林——他不愿失去电视工程师的工作。从此，这个22岁的年轻人离开了生活在东柏林的父母和弟弟，由于走得匆忙，随身行李只有一个便携式收音机、一些现金和一件夹克。“圣诞的奇迹照耀柏林”时，他并未回去探亲。“我不敢跨越边境，”他说，“我不知道难民回到东边会不会遭逮捕。”

    他只得让女友海蒂代他回家，并拜托她给新婚的弟弟带去祝福；自然，海蒂也从未见过弟弟的新婚妻子。“我告诉她，‘我去不了，但你应该去。’最重要的就是她能够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礼物什么都无所谓，关键在于，一家人的纽带不能被切断。”

    时光荏苒，2013年圣诞节前，曼弗雷德坐在弟弟勒夫的公寓里，分享着50年前的往事。勒夫拿出和海蒂的合影，“大伙儿特别开心，能听到哥哥的消息，真是太棒了。”

    随后的年月里，东西柏林间的特别探访又实行过3次，分别在圣诞节和复活节。70年代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保证难民不会被逮捕后，曼弗雷德和勒夫终于重逢。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许多亲历者笑中带泪，称1963年的圣诞节给那个冷冰冰的灰色年代带来了少有的温暖。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些西德政客却对其恨之入骨，认为这样的安排无形中增加了东德政府的合法性，资深基督教民主党成员恩斯特·列美尔就表达过对特殊探访活动的“严重担忧”，称这个制度会“帮助西方阵营的敌人”。 

    普通柏林市民不这样看。那之前，他们只能在圣诞节当天在窗口点上蜡烛，表达对亲人的思念。“1963年，蜡烛用不上了，”艾黎说，“那个圣诞节，人情味战胜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