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台湾娃娃兵:一别故乡四十载
作者 桑品载
《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04日
3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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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军撤离大陆时带走的小壮丁而言,前往台湾的旅程,也是和亲人的永诀。
1950年,我12岁。
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有的是整批开到,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还有眷属。一剎时,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像一锅烧开了的粥。
5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来了。那时家里只有妈妈、姐姐、妹妹和我。父亲出海捕鱼去了,哥哥在城里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近四十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去世。1988年首次返乡,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已成为国军抓壮丁的猎物之一。更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母亲。不止打一次,以后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一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母亲为我整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她剪破自己的夹袄下摆,用手量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就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一切就绪,她把我拉进怀里,下腭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摩擦。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要去台湾了。
台湾,这名字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人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一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
我走向那位排长。母亲缓缓转身离去。之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节选自《1950——台湾有群娃娃兵》,花城出版社2013年11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对国民党军撤离大陆时带走的小壮丁而言,前往台湾的旅程,也是和亲人的永诀。
1950年,我12岁。
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有的是整批开到,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还有眷属。一剎时,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像一锅烧开了的粥。
5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来了。那时家里只有妈妈、姐姐、妹妹和我。父亲出海捕鱼去了,哥哥在城里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近四十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去世。1988年首次返乡,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已成为国军抓壮丁的猎物之一。更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母亲。不止打一次,以后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一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母亲为我整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她剪破自己的夹袄下摆,用手量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就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一切就绪,她把我拉进怀里,下腭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摩擦。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要去台湾了。
台湾,这名字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人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一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
我走向那位排长。母亲缓缓转身离去。之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节选自《1950——台湾有群娃娃兵》,花城出版社2013年11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