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陷阱”：西方民主的宿命？
作者 [英]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04日
32
版）
 |
《信心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408页。 |
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国家对自身政治制度的心态，在“盲目自满”和“信心缺失”间反复摇摆。本书认为，这是民主体制的内在矛盾使然。
2011年11月，时任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节目经济版编辑保罗·梅森，在整理有关G20戛纳峰会的报道时，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别于一片愁云惨雾的欧美国家，来自中国、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的与会者满面春风。梅森指出，除了口袋里不差钱，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不受‘民主之累’”。
这是令很多西方人尴尬的事实。在他们眼里，2008年危机的余波中，向来以“民主”为傲的欧美饱受折磨，某些看上去不那么民主的国家却在阔步前进。由此，戛纳峰会俨然成了民主世界丧失主导权的标志。用史学家的眼光看，这不像是巧合——面对经济和其他各种困境，民主国家总是因效率低下而步履蹒跚。难怪雅典人和罗马人都曾把经选举产生的政府踢到一边，技术官僚则得到了公众支持：至少，他们能做些实事。
经济危机只是最新的例证之一。又如，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能为力深感失望，进而诅咒其民主制度。试想一下，地球即将被过量的二氧化碳窒息，但在民主国家里，如果得不到村民同意，哪怕一台风力发电机也无法安装，理由是，村民可能会抱怨它破坏了自然景观。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无奈——狭隘的、短期的成见往往压倒大局观。如果肯定这一点，又有谁能理直气壮地指责那些希望用专断一点的方式办实事的人呢？
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在新著《信心陷阱》中写道，姑且不论这种情绪的对错，它首先是似曾相识的。该书列举了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许多时刻，在每一个时刻，公知们都会惊呼民主已经走进死胡同。1918、1933、1947、1962、1974、1989、2008……在以年份命名的章节中，他揭示了一种不断复现的模式，即“对民主的优势和必然胜利的自鸣得意，让位于对民主的局限性和无力迎接挑战的绝望”。
在朗西曼看来，此种模式与民主本身的特性密不可分。民主国家是依靠中长期的恢复力拓展自信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其政治体制的适应力；恰恰是这种“事情总会好起来”的心态，导致民主国家盲目自满，放任问题恶化而自以为天下太平。最终，问题会以一场大危机的形式达到最高点。但一般来说，尽管悲观绝望者众，民主国家还是能度过危机并且发展得更好。接下来，信心回归并积累，又逐渐引发自满，如此一次次周而复始，便构成了所谓“信心陷阱”。朗西曼断言，民主永远无法摆脱这个陷阱。
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以否定民主政治为目的。作者提出的另一条规律是，“大量的小失败组合起来，达致（民主）的永久性成功。”他认为，受自由媒体放大效应的影响，在某些特定时刻，一切看上去都是乱糟糟甚至无可救药的；只有到了事后，我们才会明白，这些失败和挫折同样是民主生存下去的保证。拿20世纪70年代来说，美国的水门事件与西欧的政治动荡，尽管严重损害了民主国家的形象，实际上却扮演了“不满情绪的排泄口”。相比之下，“铁幕”另一边的政权无法适应、容纳并吸收社会上的不满，为自身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领导危机”也是民主政治的特色。1917年的法国在一年内换了4任总理，看起来乱象丛生，却意味着法国“能一直往前走，直至找到合适人选”（最终由克莱蒙梭稳定了局面）。作为反例，同时期的德国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一度被视为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强人，是民主制度无法产生的。然而，到了1918年，鲁登道夫江郎才尽，非民主的德国却彻底离不开他了。一言以蔽之，民主国家的混乱通常很滑稽，但它们总能踉踉跄跄地前进。
民主的内在矛盾并非新鲜的发现。19世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开篇就谈到了这些。朗西曼援引了托氏对摆渡者的观察：他们用勉强能浮起的破船载客，为什么不制造质量更好的船？因为他们知道，蒸汽船早晚要取代手摇船，因此没必要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对未来的信念阻止了他们采取果断行动”。在河流上如此，在政治上亦然。
《信心陷阱》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从西方各国的历史中提取生动的细节。没有任何废话，连图表或统计数据都不多见，整本书用的几乎全是通俗词语——也许，这种文风可以被视为对作者对学术界同行的免责声明：这本新书不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学专著。
相反，该书希望描绘一幅尽可能宏大的图景，就此而言，它是雄心勃勃的。朗西曼没打算提供民主制度的操作手册，更没指明民主国家怎样才能少走弯路，怎样才能把自身从“信心陷阱”中拉出来。事实上，民主本身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得到完善的；越过中间的延误和失误，一步登天地得到正确答案——这样的特性是民主制度不可能具备的。
全书借用托克维尔的另一个比喻收尾：民主是一条穿越历史的河，波涛汹涌，飞流直下。如果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岸堤，你就容易忽视近处那些险恶的漩涡和波涛；如果看得太近进而患得患失，你又会丢失自己的终极目的地。朗西曼承认，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为那些为国家掌舵的人，“但最好对它们都有所了解。”而他，就是一位令人佩服的引导员。
英国《卫报》
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国家对自身政治制度的心态，在“盲目自满”和“信心缺失”间反复摇摆。本书认为，这是民主体制的内在矛盾使然。
2011年11月，时任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节目经济版编辑保罗·梅森，在整理有关G20戛纳峰会的报道时，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别于一片愁云惨雾的欧美国家，来自中国、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的与会者满面春风。梅森指出，除了口袋里不差钱，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不受‘民主之累’”。
这是令很多西方人尴尬的事实。在他们眼里，2008年危机的余波中，向来以“民主”为傲的欧美饱受折磨，某些看上去不那么民主的国家却在阔步前进。由此，戛纳峰会俨然成了民主世界丧失主导权的标志。用史学家的眼光看，这不像是巧合——面对经济和其他各种困境，民主国家总是因效率低下而步履蹒跚。难怪雅典人和罗马人都曾把经选举产生的政府踢到一边，技术官僚则得到了公众支持：至少，他们能做些实事。
经济危机只是最新的例证之一。又如，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能为力深感失望，进而诅咒其民主制度。试想一下，地球即将被过量的二氧化碳窒息，但在民主国家里，如果得不到村民同意，哪怕一台风力发电机也无法安装，理由是，村民可能会抱怨它破坏了自然景观。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无奈——狭隘的、短期的成见往往压倒大局观。如果肯定这一点，又有谁能理直气壮地指责那些希望用专断一点的方式办实事的人呢？
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在新著《信心陷阱》中写道，姑且不论这种情绪的对错，它首先是似曾相识的。该书列举了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许多时刻，在每一个时刻，公知们都会惊呼民主已经走进死胡同。1918、1933、1947、1962、1974、1989、2008……在以年份命名的章节中，他揭示了一种不断复现的模式，即“对民主的优势和必然胜利的自鸣得意，让位于对民主的局限性和无力迎接挑战的绝望”。
在朗西曼看来，此种模式与民主本身的特性密不可分。民主国家是依靠中长期的恢复力拓展自信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其政治体制的适应力；恰恰是这种“事情总会好起来”的心态，导致民主国家盲目自满，放任问题恶化而自以为天下太平。最终，问题会以一场大危机的形式达到最高点。但一般来说，尽管悲观绝望者众，民主国家还是能度过危机并且发展得更好。接下来，信心回归并积累，又逐渐引发自满，如此一次次周而复始，便构成了所谓“信心陷阱”。朗西曼断言，民主永远无法摆脱这个陷阱。
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以否定民主政治为目的。作者提出的另一条规律是，“大量的小失败组合起来，达致（民主）的永久性成功。”他认为，受自由媒体放大效应的影响，在某些特定时刻，一切看上去都是乱糟糟甚至无可救药的；只有到了事后，我们才会明白，这些失败和挫折同样是民主生存下去的保证。拿20世纪70年代来说，美国的水门事件与西欧的政治动荡，尽管严重损害了民主国家的形象，实际上却扮演了“不满情绪的排泄口”。相比之下，“铁幕”另一边的政权无法适应、容纳并吸收社会上的不满，为自身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领导危机”也是民主政治的特色。1917年的法国在一年内换了4任总理，看起来乱象丛生，却意味着法国“能一直往前走，直至找到合适人选”（最终由克莱蒙梭稳定了局面）。作为反例，同时期的德国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一度被视为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强人，是民主制度无法产生的。然而，到了1918年，鲁登道夫江郎才尽，非民主的德国却彻底离不开他了。一言以蔽之，民主国家的混乱通常很滑稽，但它们总能踉踉跄跄地前进。
民主的内在矛盾并非新鲜的发现。19世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开篇就谈到了这些。朗西曼援引了托氏对摆渡者的观察：他们用勉强能浮起的破船载客，为什么不制造质量更好的船？因为他们知道，蒸汽船早晚要取代手摇船，因此没必要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对未来的信念阻止了他们采取果断行动”。在河流上如此，在政治上亦然。
《信心陷阱》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从西方各国的历史中提取生动的细节。没有任何废话，连图表或统计数据都不多见，整本书用的几乎全是通俗词语——也许，这种文风可以被视为对作者对学术界同行的免责声明：这本新书不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学专著。
相反，该书希望描绘一幅尽可能宏大的图景，就此而言，它是雄心勃勃的。朗西曼没打算提供民主制度的操作手册，更没指明民主国家怎样才能少走弯路，怎样才能把自身从“信心陷阱”中拉出来。事实上，民主本身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得到完善的；越过中间的延误和失误，一步登天地得到正确答案——这样的特性是民主制度不可能具备的。
全书借用托克维尔的另一个比喻收尾：民主是一条穿越历史的河，波涛汹涌，飞流直下。如果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岸堤，你就容易忽视近处那些险恶的漩涡和波涛；如果看得太近进而患得患失，你又会丢失自己的终极目的地。朗西曼承认，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为那些为国家掌舵的人，“但最好对它们都有所了解。”而他，就是一位令人佩服的引导员。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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