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城市化中消失的中国村庄
编译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04日
2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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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金超（音）站在清代留下的古井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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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结坪最后的4名村民被要求搬到附近的新城中去 |
30年前，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给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逐渐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也让成千上万的村庄，不断从地图上消失。距离河南中部城市洛阳约31英里远的脉结坪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近日探访了这座小村。
“不仅在文化意义上消亡，也在物理意义上消失”
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从附近城市到达这个位于遥远山顶的村落，得经过整整90分钟的长途跋涉，中途甚至得手脚并用地攀爬山路。但乔家五代人将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视为故土，并依然为历史长达几个世纪的古井感到自豪。
从清朝至今，这个家族在山顶边缘的村子里见证了内战、革命、饥荒，乃至席卷全国的巨大经济变革。
清朝末年，乔家的祖先从附近的另一个村庄移居到脉结坪。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农村生产大队的成立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下乡青年”陆续抵达，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第一次经历人口膨胀，最高峰时常住人口达到140人。
两根依然矗立在荒凉村落最中心的石柱，将这段岁月铭刻下来，上面清晰地保留着“农业学大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字样，还有一行毛泽东的诗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脉结坪最风光的日子到了头。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数百万座城市拔地而起，“出埃及记”开始了。
有的人搬到或嫁到不那么偏远的村子，其他人则在附近的城市郑州和洛阳找工作。当年风光时曾用一筐红薯换来一个媳妇的村民，如今不得不让儿子入赘山下。
从1986年第一户人家搬下山后不久，有门路的村民便相继离开。杨家人早已无影无踪，然后是郭家，最后只留下乔家。
即使是乔家，如今也只剩下4个人。
“年轻一代觉得这里的生活太苦了。”58岁的乔金超（音）叹了口气，这个原本有140口人的小村落里，连同他自己只剩4个人，“他们一旦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就不愿再回来了。”
断壁颓垣间，12只鸡、4头牛、两只没有名字的狗陪伴着他们，还有3只功勋卓著、捕鼠无数的猫。当地的小学屋顶坍塌，被改造成了谷仓，乔家人住过的泥砖屋，现在成了牛舍、工具屋或是孵小鸡的地方。
“他90多岁时下山。”乔金超推开一扇摇摇晃晃的木门，走进一间没有房顶的棚屋。这里曾是他五叔的居所，黄牛就在原本卧室的地板上吃喝拉撒。
乔家在脉结坪生活的日子也已屈指可数，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类迁徙”中，成千上万的中国村庄面临被遗弃或毁灭的境地。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空荡荡矗立在山顶的脉结坪村格格不入，显得愈加破败。
今年早些时候，这个被游客无意间发现的小村庄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当地一份报纸这样哀叹村庄即将到来的消亡：“脉结坪，一个人们世世代代称之为故乡的地方，不仅在文化意义上消亡，也在物理意义上消失。”
文化的DNA根植于村庄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30年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让成千上万的村庄逐渐消失，其中有一些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在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开放政策驱使下，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村民涌入城市，未来10年，还可能有2.5亿之多的农村人追随他们的脚步。
这一过程给贫困的农民带来了曾经难以想象的财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有超过5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命运。有报道称，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被遗弃或摧毁。
许多正在消失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高速公路吞没，或为建设工业区或铁路而被“清理”。
不久前，中国媒体发表了一张陕西省木塔寨的照片，推土机开到了村子里，上学的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在废墟间走出一条路来。这个村庄如今成了27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设施区”，拥有商店、酒店和一座350米高的塔。
脉结坪村的命运没有这么戏剧性：当村民去往城市再也不归时，它只是逐渐被藤蔓和杂草覆盖，逐渐沉寂。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华东告诉《每日电讯》报，保护中国村庄的意义，远远大于保留“老房子和民间艺术”。他还说，疾驰向现代化和物质文明的中国，正面对“精神与道德危机”的问题。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我们有道德规范、宗祠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规。”他说，“我们文化的DNA根植于村庄。”
年轻人“宁可挤在城市夹缝里，也不愿回到农村”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国家，如何更好地保护农村和传统习俗，是李华东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如今，中国领导人正在敦促采取紧急行动，拯救成千上万具有历史价值的村庄，这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
10月，中国高层领导人说，他们“决定”保护被遗弃和拆迁的“传统和历史村庄”。住建部村镇司司长赵晖承认：“大多数传统村落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消失。”他说，目前仅剩1.2万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村庄。北京计划出台新的法律，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给予“财政和技术支持”，防止这些农村社区被废弃或拆毁。
在北京与欧洲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会面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为2亿农村人口提供城市工作、房子和福利保险，欧洲企业有望“收获果实”。他还说，中国将在“尊重农村居民意愿、保护村民权利”的基础之上推动“新型城镇化”。
然而，无论是否愿意，席卷而来的城市化大潮始终难以摆脱。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村民将继续在未来几年里离开家园，来到大城市，创造越来越多的消费，刺激中国经济。
今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称，到2034年，预计将有75%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在2010年至2025年之间，有3亿人——相当于俄罗斯目前人口的两倍多——预计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
去年，脉结坪最后的4位居民已经被要求报名参加正在进行最后收尾工作的移民工程，搬到偃师城外几英里远的道路边的新型“村庄”。
尚未完工的小区外挂着一块牌子，介绍着这里的现代生活：购物中心、空调汽车和服装精品店，与脉结坪的田园气息截然不同。“享受美好城市生活，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旁边6层的政府办公楼挂着的宣传海报上写道。
脉结坪的乔家老人习惯了农村的日子，吃的东西得自己种，买也买不到，人们的年收入徘徊在800元左右。乔金超和其余3个村民至今拒绝搬离祖屋，但孩子们并没有这样的“忠诚”，年轻人“宁可背井离乡，挤在城市夹缝里，也不愿回到破败的农村”。
“他们不会回来住在这里。”乔金超告诉《每日电讯》报，“交通很糟糕，他们也不愿意务农。这里的生活很苦，钱又少。如果在城市工作，他们一个月能挣2000元。”
“是否延续记忆，讲述故乡的事，取决于我们的孩子。”59岁的裴华玉（音）说。
然而，当乔家人为村庄未来的消亡黯然神伤时，实用主义有时也会占上风。
“在10年内，我们可能也不得不下山。”和妻子谭敏筌（音）一起住在萧条村落里的乔金超说，“我们会走不动路，到时候惟一的选择就是去孩子那里。”
“你能做什么呢？每个人都在搬下山，那里的生活条件更好。”他说，“这很自然。在山上生活也非常孤独。”
30年前，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给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逐渐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也让成千上万的村庄，不断从地图上消失。距离河南中部城市洛阳约31英里远的脉结坪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近日探访了这座小村。
“不仅在文化意义上消亡，也在物理意义上消失”
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从附近城市到达这个位于遥远山顶的村落，得经过整整90分钟的长途跋涉，中途甚至得手脚并用地攀爬山路。但乔家五代人将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视为故土，并依然为历史长达几个世纪的古井感到自豪。
从清朝至今，这个家族在山顶边缘的村子里见证了内战、革命、饥荒，乃至席卷全国的巨大经济变革。
清朝末年，乔家的祖先从附近的另一个村庄移居到脉结坪。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农村生产大队的成立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下乡青年”陆续抵达，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第一次经历人口膨胀，最高峰时常住人口达到140人。
两根依然矗立在荒凉村落最中心的石柱，将这段岁月铭刻下来，上面清晰地保留着“农业学大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字样，还有一行毛泽东的诗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脉结坪最风光的日子到了头。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数百万座城市拔地而起，“出埃及记”开始了。
有的人搬到或嫁到不那么偏远的村子，其他人则在附近的城市郑州和洛阳找工作。当年风光时曾用一筐红薯换来一个媳妇的村民，如今不得不让儿子入赘山下。
从1986年第一户人家搬下山后不久，有门路的村民便相继离开。杨家人早已无影无踪，然后是郭家，最后只留下乔家。
即使是乔家，如今也只剩下4个人。
“年轻一代觉得这里的生活太苦了。”58岁的乔金超（音）叹了口气，这个原本有140口人的小村落里，连同他自己只剩4个人，“他们一旦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就不愿再回来了。”
断壁颓垣间，12只鸡、4头牛、两只没有名字的狗陪伴着他们，还有3只功勋卓著、捕鼠无数的猫。当地的小学屋顶坍塌，被改造成了谷仓，乔家人住过的泥砖屋，现在成了牛舍、工具屋或是孵小鸡的地方。
“他90多岁时下山。”乔金超推开一扇摇摇晃晃的木门，走进一间没有房顶的棚屋。这里曾是他五叔的居所，黄牛就在原本卧室的地板上吃喝拉撒。
乔家在脉结坪生活的日子也已屈指可数，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类迁徙”中，成千上万的中国村庄面临被遗弃或毁灭的境地。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空荡荡矗立在山顶的脉结坪村格格不入，显得愈加破败。
今年早些时候，这个被游客无意间发现的小村庄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当地一份报纸这样哀叹村庄即将到来的消亡：“脉结坪，一个人们世世代代称之为故乡的地方，不仅在文化意义上消亡，也在物理意义上消失。”
文化的DNA根植于村庄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30年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让成千上万的村庄逐渐消失，其中有一些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在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开放政策驱使下，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村民涌入城市，未来10年，还可能有2.5亿之多的农村人追随他们的脚步。
这一过程给贫困的农民带来了曾经难以想象的财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有超过5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命运。有报道称，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被遗弃或摧毁。
许多正在消失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高速公路吞没，或为建设工业区或铁路而被“清理”。
不久前，中国媒体发表了一张陕西省木塔寨的照片，推土机开到了村子里，上学的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在废墟间走出一条路来。这个村庄如今成了27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设施区”，拥有商店、酒店和一座350米高的塔。
脉结坪村的命运没有这么戏剧性：当村民去往城市再也不归时，它只是逐渐被藤蔓和杂草覆盖，逐渐沉寂。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华东告诉《每日电讯》报，保护中国村庄的意义，远远大于保留“老房子和民间艺术”。他还说，疾驰向现代化和物质文明的中国，正面对“精神与道德危机”的问题。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我们有道德规范、宗祠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规。”他说，“我们文化的DNA根植于村庄。”
年轻人“宁可挤在城市夹缝里，也不愿回到农村”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国家，如何更好地保护农村和传统习俗，是李华东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如今，中国领导人正在敦促采取紧急行动，拯救成千上万具有历史价值的村庄，这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
10月，中国高层领导人说，他们“决定”保护被遗弃和拆迁的“传统和历史村庄”。住建部村镇司司长赵晖承认：“大多数传统村落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消失。”他说，目前仅剩1.2万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村庄。北京计划出台新的法律，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给予“财政和技术支持”，防止这些农村社区被废弃或拆毁。
在北京与欧洲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会面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为2亿农村人口提供城市工作、房子和福利保险，欧洲企业有望“收获果实”。他还说，中国将在“尊重农村居民意愿、保护村民权利”的基础之上推动“新型城镇化”。
然而，无论是否愿意，席卷而来的城市化大潮始终难以摆脱。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村民将继续在未来几年里离开家园，来到大城市，创造越来越多的消费，刺激中国经济。
今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称，到2034年，预计将有75%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在2010年至2025年之间，有3亿人——相当于俄罗斯目前人口的两倍多——预计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
去年，脉结坪最后的4位居民已经被要求报名参加正在进行最后收尾工作的移民工程，搬到偃师城外几英里远的道路边的新型“村庄”。
尚未完工的小区外挂着一块牌子，介绍着这里的现代生活：购物中心、空调汽车和服装精品店，与脉结坪的田园气息截然不同。“享受美好城市生活，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旁边6层的政府办公楼挂着的宣传海报上写道。
脉结坪的乔家老人习惯了农村的日子，吃的东西得自己种，买也买不到，人们的年收入徘徊在800元左右。乔金超和其余3个村民至今拒绝搬离祖屋，但孩子们并没有这样的“忠诚”，年轻人“宁可背井离乡，挤在城市夹缝里，也不愿回到破败的农村”。
“他们不会回来住在这里。”乔金超告诉《每日电讯》报，“交通很糟糕，他们也不愿意务农。这里的生活很苦，钱又少。如果在城市工作，他们一个月能挣2000元。”
“是否延续记忆，讲述故乡的事，取决于我们的孩子。”59岁的裴华玉（音）说。
然而，当乔家人为村庄未来的消亡黯然神伤时，实用主义有时也会占上风。
“在10年内，我们可能也不得不下山。”和妻子谭敏筌（音）一起住在萧条村落里的乔金超说，“我们会走不动路，到时候惟一的选择就是去孩子那里。”
“你能做什么呢？每个人都在搬下山，那里的生活条件更好。”他说，“这很自然。在山上生活也非常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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