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为古迹让路只是底线不是功德

    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让明皇陵，多花了2.3亿元，多建了近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日前，京沪高铁徐州至上海段总设计师王玉泽，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披露了这组数据。（11月18日《长江日报》）

    这些年，文物古迹被拆迁、被破坏的新闻，屡见不鲜。从江苏镇江的宋元粮仓遗址，到安徽泗水的释迦古寺，文物古迹正逐渐沦为地方经济利益的牺牲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在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22年间约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消失。源于此，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甚至直言：“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内地对文物的破坏一直没有停止过，严重程度甚至超过‘文革’时期。”这样的现实，的确敲响了文物保护的警钟。

    或许，正是有这样的尴尬现实，工程建设为文物让路，似乎成为专家口中的一件功德事。其实不然，一者，为何一开始的工程规划要经过这些文物呢？后来的纠正只是一种次优选择；二者，《文物保护法》有明文规定，大型工程需事先进行文物勘探和保护。这意味着，工程建设方，面对有不小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时，一开始便要让路，才符合必要的程序正义。简言之，工程建设为文物让路只是一种底线，并不是一件功德。

    事实上，各地也有类似的文物保护规定，南京就规定“文保要高于建设，一切要为文物保护让路”。而在甘肃，2012年《甘肃省建设工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出台，其中规定了工程建设选址须为不可移动文物“让路”。通过这些地方规定可知，工程为文物让路，早已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共识。毕竟，文物古迹是活化石，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无价之宝，不能从纯经济的角度去考量。而此前，南水北调工程也曾避让20多处文物点，而工程让路古迹是文物保护的应有之义。

    然而，现实生活中，“工程让路文物”仍未得到有效落实。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文物古迹为城市建设让路，似乎才是理所应当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文物古迹不能有效地“兑现”为经济利益，似乎是赶不上城市建设的。但问题是，对文物古迹的衡量，除了经济利益，还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等更多方面的价值。

    所以，巴黎并没有因为埃菲尔铁塔周边陈旧不堪就拆除它，伦敦也没有因为大本钟过时落伍就毁坏它。我们对待历史文化，也应有这样的姿态。如果一座城市、一个项目，如今还在纠结该追求经济增长还是保护文化古迹时，不妨想一想城市的灵魂该如何塑造，埃菲尔铁塔与伦敦大本钟，或许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借鉴与参考。因为保护文物古迹，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