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单”曝光阿军政府曾迫害文化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享有盛誉的文化名人，缘何被阿根廷当局列入“黑名单”？

    “我被杀害过1000次，我失望过1000次，但我站在这里，从死亡中站起，我站在这里，将独裁造成的废墟甩在脑后。我们仍然在歌唱。”

    这是阿根廷“民谣女王”梅赛德斯·索萨《我们仍然在歌唱》的歌词。上世纪70年代末，她因呼唤自由和正义而触怒军政府，并一度流亡异国。日前，一份军政府时期的“黑名单”重见天日，表明索萨的遭遇曾在众多阿根廷文艺界人士身上出现。

    故纸堆中不可告人的秘密

    40年前，从安第斯山之巅到潘帕斯草原，阿根廷享受着短暂的自由气氛。导演赫克托·奥利维拉拍摄的电影《动乱的巴塔哥尼亚》，以恢宏气势再现了这个国家20世纪20年代的工人运动。这部影片用写实手法还原了罢工遭暴力镇压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场景。用奥利维拉的话说，这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费德里科·路皮参演了这部电影，扮演绰号“大刀”的工会领袖，此人因袒护受害者而获得雇农支持。

    然而，历史经常重复其自身。《动乱的巴塔戈尼亚》杀青不久，阿根廷国内政治气氛便再度紧张起来，最终演变为1976年的一场军事政变。此后，左翼游击队将这部电影作为对新兵进行思想教育的材料，篡夺了国家政权的军政府则视其为潜在威胁。结果，许多与电影有关的文化人，都被当局视为“不安定分子”。在片中饰演正面角色的路皮自然不能幸免——他连续8年成为军政府的“密切监控对象”，居无定所，四处迁移；导演奥利维拉则被剥夺了拍摄新作的权利。

    “这是西半球最糟的军事独裁。”路皮告诉美国《洛杉矶时报》。“至少，德国纳粹以日耳曼人特有的严谨精神，记录了自身的所作所为。而在阿根廷，他们（军人统治者）用变态和残酷的方式工作，利用夜晚，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时刻掩盖罪行。”

    事实上，阿根廷军政府也留下了“犯罪记录”，只不过，它长期隐藏于公众视线外。

    10月31日，阿根廷空军总部进行大扫除。在地下室一间废弃多时的办公室内，清洁工发现了一堆编号连贯的文件。国防部闻讯派人查看，从两个保险柜、两个文件柜中，总共整理出1500份军政府时期的文件，它们在当时都属于“顶级机密”。

    11月5日，阿根廷防长阿古斯丁·罗西向媒体公布了更详细的消息。据InSerbia新闻网报道，这批文件包含280份军政府高层会议的详细记录。罗西表示，“从1976年4月24日政变到1983年12月10日重回民主制之间的每一秘密时刻，档案中都有记载。”

    被媒体关注最多的是一份“黑名单”，331名演员、音乐家、作家、记者“榜上有名”，其中就包括路皮。这些登上名单的人按照“危险程度”被划分为4级，《阿根廷时报》称，4级最严重，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支持马克思主义，建议不要让他进入公共视线”。

    美国《纽约时报》称，名单最后一次修改是1980年1月，约为军政府上台4年后。

    政治迫害曾盛行阿根廷文艺界

    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人经历了一段让他们不愿回首的悲伤岁月。军政府统治被冠以“肮脏战争”的别名——政治高压、经济困窘、文化凋敝，当局绞尽脑汁排除异己，酿成了无数起人间惨剧。

    当时，秘密警察的惯用伎俩是将受害者的遗体烧掉，或将被迷昏的受害者从飞机上丢进河里，使他们的亲朋好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新发现的文件显示，军政府曾要求避免对任何人使用“失踪”的字眼，而是欲盖弥彰地代之以“正在询问关于某人的下落”。即便如此，“失踪”在那个时期依然是阿根廷民间的关键词。

    即便是享有盛誉的文化和艺术界人士，依然难以躲过这场政治风暴。他们受到军政府的严密监视和种种限制，作品亦遭封杀而无法公诸于世。《纽约时报》指出，军政府制作整整19页的名单，最可能的目的是阻止官方或私人机构对“可疑人员”提供支持。

    不难想见，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对很多上了黑名单的艺术家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创。他们不是背井离乡，走上流亡之路，就是担惊受怕，在东躲西藏中度日。

    奥斯瓦尔多·普格列斯是阿根廷最有影响力的探戈音乐作曲家。他作为非暴力共产主义活动家的名声，几乎与他作为作曲家的名声同样响亮。早在1936年，普格列斯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庇隆时代还受过囚禁。军政府夺取政权后，他数次险遭逮捕。

    电影演员诺玛·阿莱昂德罗演技精湛，因不肯与军政府合作而长期没有片约。由于断了经济来源，她被迫流亡西班牙，在西班牙出品的电影中担任微不足道的配角。1981年回到祖国后，她才焕发第二春，获得戛纳电影节、金球奖和奥斯卡等许多国际奖项的提名。

    身为阿根廷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在军政府统治时期，胡里奥·科塔萨尔只能常住法国——他公开反对军政府独裁和对人权的侵犯，遂被禁止入境……

    军政府对文化界人士的打压和迫害并不是秘密。1976年政变后，他们中的多数被政府乃至私人机构“扫地出门”。“知识分子想找份糊口的工作，却不断被拒绝。”人权组织Memoria Abierta的负责人瓦莱里娅·巴布托说，“这份名单印证了受害者的故事。”

    “民谣女皇”未能等来道歉

    在军政府的黑名单上，最知名也蒙受最多痛苦的，也许就是女歌手梅赛德斯·索萨了。

    凭借美妙的低音和丰富的情感，索萨一度征服了整个阿根廷和南美。与她合作过的民谣歌手琼·贝兹承认，索萨“巨大的魅力”让她深受感动，简直想要跪下亲吻对方的脚。

    索萨又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以为穷人代言和推动政治变革为己任。作为阿根廷“新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她主张将传统的古老民谣填入有政治含义的歌词。这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运动，希望通过音乐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并不是我选择为人民歌唱，”索萨在接受一家阿根廷电视台采访时提到，“是生活为我作出了选择。”

    这位女性的演艺生涯持续60年，《纽约时报》称，这使她成为那段黑暗岁月的见证者，又是军政府独裁下重重乱象的评论员。

    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索萨一如既往地用歌声控诉贫困和公民政治权利的缺失。不出所料，来自上层的干涉、骚扰和打压接踵而来，广播和电视不再播放她的歌曲。不过，这些都吓不倒索萨，她说过，“艺术家不是政治领袖。他们惟一的力量就是将人们召集到剧院中来。” 她运用这种力量，将一票难求的演唱会变成了抗议政府滥用权力的舞台。

    1979年的一天，大群士兵包围了索萨在拉普拉塔大学城的演唱会，军警闯入现场搜寻索萨的踪影，一位指挥官甚至直接走上舞台对索萨搜身，然后将她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200多名在演唱会现场的学生。

    迫于国际压力，军政府后来释放了索萨，但禁止她继续演出，她的唱片成了阿根廷的禁物。被剥夺了谋生渠道，也无法公开发言，索萨的惟一选择是背井离乡。

    在巴黎和马德里流浪，她度过了艰难又辛酸的3年。这期间，她没有唱歌。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回忆起艺术生涯中最阴郁的时刻，声音不知不觉低沉了下去。“那是思想的问题，是道德的缺失，”她说。“并不是我的嗓子出了问题，或者任何身体上的困扰。被放逐的时候，你拎着行李箱，但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比如颜色、气味和童年的回忆，还有你看到的痛苦和死亡。你无法对这些视而不见，那会让你痛苦、生病。”

    1982年军政府倒台前夕，索萨回归祖国怀抱。她继续歌唱，让自己的歌成为团结阿根廷人的力量。“音乐无法解决问题，”她对《华盛顿邮报》说，“人们必须自己去解决。但音乐可以给受苦的人们带来安慰，激励他们解决问题。歌手们必须为信仰歌唱。他们必须对自己诚实。这些歌曲就是我的信仰，所以，我必须不停地歌唱。”

    她等到了军政府垮台，却没有等来曾经迫害她的人的道歉。2009年4月，索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世长辞。

    一片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

    可以说，包括那份“黑名单”，这次新发现的秘密文件上凝结着斑斑血泪。阿根廷政府已经宣布，全部资料将尽快向公众开放。这个消息得到了很多人权组织的欢迎。

    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五月广场祖母”组织首席律师阿兰·尤德说，“这是个绝妙的消息，说明我们可以找到更多档案。”该组织旨在帮助那些在军政府时期与子女分离的母亲，寻找他们的孙辈。当年，大约有500名“被偷走”的婴儿，被当局从他们“强制失踪”的父母身边带走，安置在新的家庭，以新的身份开始生活。

    “我们一直认为还有更多信息藏匿在全国各地。”阿根廷人权组织观察员吉利耶对英国《独立报》说。“那些应对独裁负责任的人，没有公开讨论那时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些内部资料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视角，观察军政府的政策、经济决策和国家的恐怖状态。”

    当然，对于那些受迫害的文艺界人士来说，他们不需要这份名单的提醒，就能随时回想起“肮脏战争”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黑色印记。

    1976年，费德里科·路皮受邀到西班牙出演一部话剧。他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仅可以躲避无孔不入的骚扰，还可以亲眼目睹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倒台。在他眼中，西班牙从法西斯政权逐渐转变为民主制，那种气氛“像海明威的小说一样精彩和迷人”。

    但一年之后，因为担心幼子的安危，他就回到了军人统治的阿根廷。路皮对《洛杉矶时报》说：“独裁者不尊重任何亲情。他们的目标是你，却可能逮捕你的妹妹或朋友。”

    直到“肮脏战争”彻底走进坟墓，路皮才逐渐回归阿根廷影坛。至今，他总共拍摄了57部电影，在辉煌的作品年表中，只有1974年至1981年是一片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