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商家用“红色记忆”赚钱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11月13日
2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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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家江南公社餐厅 □图片来源 C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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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一家红色餐厅里,服务员统一穿着红卫兵制服。 □图片来源 CFP |
据德国赫伯罗特公司网站报道,近日,一家以中国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东方红”餐厅,在东京悄然开张,饭店里处处挂着毛主席画像,一身标准红卫兵装扮的服务生穿梭其间。而早在此前,这样的“创意红色餐厅”已在中国内地、香港乃至韩国纷纷涌现。
“大锅饭”、“红歌”和共产党的名人肖像、警句格言,正逐渐成为流行趋势。年轻人将其视为“新颖有趣的窗口”,透过它,可以了解那段历史;亲身经历者,则可以从熟悉的场景中找到对过去的回忆。而对于商家,开设这样的红色主题餐厅,只是因为它能够盈利。
经营红色餐厅,不过是为了盈利
美国《大西洋月刊》写道,在重庆,热闹非凡的“老基地”餐厅将自己的墙面装饰得像是共产党的名人堂:卡尔·马克思表情严肃的肖像被挂在大厅最中央的立柱上,林彪和江青的头像被放大贴在墙上,一张照片上写着“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周恩来和弗拉基米尔·列宁频频“露面”,毛主席则“俯视”着这里的客人。
在中国共产党先辈警惕的“注视”下,十几岁的服务生全身上下穿着浅灰色服装,戴着八角帽,帽子上缀着红五星,领子上有红色领章,外套腰间处扎着腰带,右手臂戴着红袖章,袖章上写着“为人民服务”。这些“红卫兵”在大厅里四处走动,端上一只只风味独特的重庆麻辣火锅。
客人们排着队,将筷子插进餐厅后的“公社米饭碗”里;服务员不时唱起当年的经典歌曲《东方红》或《红梅颂》,并不断将啤酒装满标着“弹药库”的冰箱;贪杯的食客在贴着“解放区”标志的洗手间前排着队;每日特色菜就用潦草的笔迹手写在“政治委员建议”单子下;“为人民服务”这句共产主义口号,如今成了这家餐厅的营销策略,向人们展示服务员的奉献精神。
走进这家重庆火锅店,就仿佛走进了时光机器,在1968年的中国农村醒来。
在外媒看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文化大革命”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许多人不愿意回顾的历史成了商家赚钱的噱头,“老基地”只是其中之一。就在重庆大学区的三峡广场,一座大楼里可以发现至少3家这样的餐馆,每一家在高峰时段都食客满满。
2004年开设第一家分店的火锅店“大队长”,被认为是重庆地区最受欢迎的共产主义怀旧餐厅,去年在重庆地区拥有19家分店。
尽管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主题餐厅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为美味的菜肴肯定不是那个时代的强项,重庆的“红色娘子军”、北京的“红色经典”、“红旗飘飘”等红色主题餐厅,还是在全国雨后春笋般涌现。
第一家红色餐厅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北京,蒲公英沙拉和生黄瓜象征着野草和树皮,简单的标语和海报营造出独特的时代氛围。而现在的红色餐厅无疑更符合中产阶级的品味:“毛主席最喜爱”的红烧肉是最经典的菜色,十几种海鲜和肉类的大锅烩被命名为“红色大家庭”,“飞夺泸定桥”则是一盘鸡肉。
就在“老基地”街对面,丝芙兰和家乐福吸引着中国富裕的消费者,不远处还有必胜客、星巴克和两家肯德基。正如《大西洋月刊》所说,与外来者没什么不同,无论新奇还是庸俗,这家餐厅能开下去的惟一原因,不过是它能够盈利。
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只是为了感受气氛
北京郊区的“东方红”餐厅,是许多外国人手中北京游览指南上的必去目的地。每天晚上,都有大批食客光顾这里,喧哗不亚于闹市。
服务员穿着红卫兵的服装,墙上贴着革命标语和革命海报。大厅中间的舞台上,演员唱“红歌”,表演批斗会的场景。观众中有人欢呼,有人高歌,甚至有人哭泣。
26岁的尹航(音)偶然来到这里,她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真是激动人心。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我从父母那里了解到一丁点历史,但并没什么切身感受。”
《大西洋月刊》称,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年轻顾客来说,餐厅提供了一个新颖有趣的窗口,让他们了解上一代人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听过或读过任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所以像‘大队长’这样的餐厅真的很好玩。”“90后”的视觉艺术系学生万晓(音)说,“要不是它们,我根本不会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红卫兵会是什么样子。”
也有年轻人将红色餐厅视作对中国残酷市场竞争的逃避,反映一种更加平等而团结的社会乌托邦。
22岁的房地产经纪人王帅(音)是“老基地”的常客,他并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只是为了感受气氛,和老一辈人不一样,“现在的人不再习惯于分享和合作”。
年纪更大的群体是餐馆最着力挖掘的潜在客户,他们对于集体主义的过去,有着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怀旧情绪。
在“大队长”里,一群喧哗的老年人就着辛辣的白酒大口吃羊肉。“当时我们没有这么多昂贵的菜,但至少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吃同样的食物。”65岁的刘卫东(音)说,“我们听歌没有多少选择,但会一起唱起同样的歌,这令人印象深刻。”
1957年出生的张美(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免费周游全国,参加青年游行,红色文化不仅会唤起她“最简单的理想和纯粹的爱国热情”,还意味着美好的青春。“当我去餐厅时,他们叫我‘同志’,这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问候,感觉很亲密。”张美告诉美国《纽约时报》,唱“红歌”让她快乐,因为这是“属于她这代人的情歌”,而红色主题餐厅,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怀旧的地方。
正如美国《华盛顿明星报》所说,人们正试图找回他们的青春,特别是理想主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的,永远也无法用新的信仰或新的理想取代。
“我们只希望客人高兴,没思考太深入的社会问题”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着迷于这样的纵情狂欢,愿意这些伤疤被重新揭开。当被问及对红色文化主题餐厅的看法时,住在“老基地”正上方公寓的老习(音)讲述了自己惨痛的童年记忆。
有一次,在课堂上睡着的老习将“红宝书”放在自己的腿上,一位同学注意到他“侮辱主席”的行为,立刻向班主任进行了揭发。班主任则要求老习解释为什么这本书没有被举到胸前,并要求他进行自我批评,公众的“斗争”和羞辱也随之而来,让他陷入到“不断神经紧张”的状态。
“我明白,有些人对中国今天的某些方面不满意,这很正常。但盲目忘记或理想化过去,都不是处理这些感情的健康方式。”老习告诉《大西洋月刊》。
他补充说,那些认为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就是历史事实的,纯属自欺欺人。“这就像一个游戏,但对我们这些人从来都不是游戏。这是我们的现实,无论好坏。”
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当地报纸,抱怨2007年在北京开张的“红旗飘飘”餐厅。“红卫兵制服真恶心,它们让我想起不愉快的过去。”她写道,“我和一群老朋友去了那里,但一位在‘文革’期间吃过很多苦的友人感到非常不适,所以我们都离开了。”
对老习来说,将这段沉痛的中国历史当作娱乐,似乎有些难以理解。毕竟,这个原本旨在重新点燃革命热情的活动最终让暴力蔓延全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透过“红色眼镜”看待“文化大革命”。那些未曾亲历的人知道这是个困难的时期,但很难了解其程度,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它在一些年轻人间尤其受欢迎。
长期观察中国的美国作家詹姆斯·帕尔默告诉CNN:“如果从历史背景中分离出来,它(‘文化大革命’)只是很好玩,就像英格兰的都铎王朝主题酒吧。”
“红旗飘飘”的老板要求服务员会背毛主席语录,会跳象征着革命热情的“忠字舞”,他说这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过去”,但对于服务员,这只是一份要求略有些苛刻的工作。
这家餐厅的一位服务员告诉美国《新闻周刊》:“我们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在乎它的态度。事实上,我们甚至不知道政府的态度。”至于短剧中的阶级斗争,他耸耸肩,“我们只希望客人高兴,没思考太深入的社会问题。”
据德国赫伯罗特公司网站报道,近日,一家以中国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东方红”餐厅,在东京悄然开张,饭店里处处挂着毛主席画像,一身标准红卫兵装扮的服务生穿梭其间。而早在此前,这样的“创意红色餐厅”已在中国内地、香港乃至韩国纷纷涌现。
“大锅饭”、“红歌”和共产党的名人肖像、警句格言,正逐渐成为流行趋势。年轻人将其视为“新颖有趣的窗口”,透过它,可以了解那段历史;亲身经历者,则可以从熟悉的场景中找到对过去的回忆。而对于商家,开设这样的红色主题餐厅,只是因为它能够盈利。
经营红色餐厅,不过是为了盈利
美国《大西洋月刊》写道,在重庆,热闹非凡的“老基地”餐厅将自己的墙面装饰得像是共产党的名人堂:卡尔·马克思表情严肃的肖像被挂在大厅最中央的立柱上,林彪和江青的头像被放大贴在墙上,一张照片上写着“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周恩来和弗拉基米尔·列宁频频“露面”,毛主席则“俯视”着这里的客人。
在中国共产党先辈警惕的“注视”下,十几岁的服务生全身上下穿着浅灰色服装,戴着八角帽,帽子上缀着红五星,领子上有红色领章,外套腰间处扎着腰带,右手臂戴着红袖章,袖章上写着“为人民服务”。这些“红卫兵”在大厅里四处走动,端上一只只风味独特的重庆麻辣火锅。
客人们排着队,将筷子插进餐厅后的“公社米饭碗”里;服务员不时唱起当年的经典歌曲《东方红》或《红梅颂》,并不断将啤酒装满标着“弹药库”的冰箱;贪杯的食客在贴着“解放区”标志的洗手间前排着队;每日特色菜就用潦草的笔迹手写在“政治委员建议”单子下;“为人民服务”这句共产主义口号,如今成了这家餐厅的营销策略,向人们展示服务员的奉献精神。
走进这家重庆火锅店,就仿佛走进了时光机器,在1968年的中国农村醒来。
在外媒看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文化大革命”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许多人不愿意回顾的历史成了商家赚钱的噱头,“老基地”只是其中之一。就在重庆大学区的三峡广场,一座大楼里可以发现至少3家这样的餐馆,每一家在高峰时段都食客满满。
2004年开设第一家分店的火锅店“大队长”,被认为是重庆地区最受欢迎的共产主义怀旧餐厅,去年在重庆地区拥有19家分店。
尽管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主题餐厅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为美味的菜肴肯定不是那个时代的强项,重庆的“红色娘子军”、北京的“红色经典”、“红旗飘飘”等红色主题餐厅,还是在全国雨后春笋般涌现。
第一家红色餐厅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北京,蒲公英沙拉和生黄瓜象征着野草和树皮,简单的标语和海报营造出独特的时代氛围。而现在的红色餐厅无疑更符合中产阶级的品味:“毛主席最喜爱”的红烧肉是最经典的菜色,十几种海鲜和肉类的大锅烩被命名为“红色大家庭”,“飞夺泸定桥”则是一盘鸡肉。
就在“老基地”街对面,丝芙兰和家乐福吸引着中国富裕的消费者,不远处还有必胜客、星巴克和两家肯德基。正如《大西洋月刊》所说,与外来者没什么不同,无论新奇还是庸俗,这家餐厅能开下去的惟一原因,不过是它能够盈利。
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只是为了感受气氛
北京郊区的“东方红”餐厅,是许多外国人手中北京游览指南上的必去目的地。每天晚上,都有大批食客光顾这里,喧哗不亚于闹市。
服务员穿着红卫兵的服装,墙上贴着革命标语和革命海报。大厅中间的舞台上,演员唱“红歌”,表演批斗会的场景。观众中有人欢呼,有人高歌,甚至有人哭泣。
26岁的尹航(音)偶然来到这里,她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真是激动人心。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我从父母那里了解到一丁点历史,但并没什么切身感受。”
《大西洋月刊》称,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年轻顾客来说,餐厅提供了一个新颖有趣的窗口,让他们了解上一代人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听过或读过任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所以像‘大队长’这样的餐厅真的很好玩。”“90后”的视觉艺术系学生万晓(音)说,“要不是它们,我根本不会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红卫兵会是什么样子。”
也有年轻人将红色餐厅视作对中国残酷市场竞争的逃避,反映一种更加平等而团结的社会乌托邦。
22岁的房地产经纪人王帅(音)是“老基地”的常客,他并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只是为了感受气氛,和老一辈人不一样,“现在的人不再习惯于分享和合作”。
年纪更大的群体是餐馆最着力挖掘的潜在客户,他们对于集体主义的过去,有着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怀旧情绪。
在“大队长”里,一群喧哗的老年人就着辛辣的白酒大口吃羊肉。“当时我们没有这么多昂贵的菜,但至少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吃同样的食物。”65岁的刘卫东(音)说,“我们听歌没有多少选择,但会一起唱起同样的歌,这令人印象深刻。”
1957年出生的张美(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免费周游全国,参加青年游行,红色文化不仅会唤起她“最简单的理想和纯粹的爱国热情”,还意味着美好的青春。“当我去餐厅时,他们叫我‘同志’,这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问候,感觉很亲密。”张美告诉美国《纽约时报》,唱“红歌”让她快乐,因为这是“属于她这代人的情歌”,而红色主题餐厅,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怀旧的地方。
正如美国《华盛顿明星报》所说,人们正试图找回他们的青春,特别是理想主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的,永远也无法用新的信仰或新的理想取代。
“我们只希望客人高兴,没思考太深入的社会问题”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着迷于这样的纵情狂欢,愿意这些伤疤被重新揭开。当被问及对红色文化主题餐厅的看法时,住在“老基地”正上方公寓的老习(音)讲述了自己惨痛的童年记忆。
有一次,在课堂上睡着的老习将“红宝书”放在自己的腿上,一位同学注意到他“侮辱主席”的行为,立刻向班主任进行了揭发。班主任则要求老习解释为什么这本书没有被举到胸前,并要求他进行自我批评,公众的“斗争”和羞辱也随之而来,让他陷入到“不断神经紧张”的状态。
“我明白,有些人对中国今天的某些方面不满意,这很正常。但盲目忘记或理想化过去,都不是处理这些感情的健康方式。”老习告诉《大西洋月刊》。
他补充说,那些认为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就是历史事实的,纯属自欺欺人。“这就像一个游戏,但对我们这些人从来都不是游戏。这是我们的现实,无论好坏。”
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当地报纸,抱怨2007年在北京开张的“红旗飘飘”餐厅。“红卫兵制服真恶心,它们让我想起不愉快的过去。”她写道,“我和一群老朋友去了那里,但一位在‘文革’期间吃过很多苦的友人感到非常不适,所以我们都离开了。”
对老习来说,将这段沉痛的中国历史当作娱乐,似乎有些难以理解。毕竟,这个原本旨在重新点燃革命热情的活动最终让暴力蔓延全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透过“红色眼镜”看待“文化大革命”。那些未曾亲历的人知道这是个困难的时期,但很难了解其程度,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它在一些年轻人间尤其受欢迎。
长期观察中国的美国作家詹姆斯·帕尔默告诉CNN:“如果从历史背景中分离出来,它(‘文化大革命’)只是很好玩,就像英格兰的都铎王朝主题酒吧。”
“红旗飘飘”的老板要求服务员会背毛主席语录,会跳象征着革命热情的“忠字舞”,他说这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过去”,但对于服务员,这只是一份要求略有些苛刻的工作。
这家餐厅的一位服务员告诉美国《新闻周刊》:“我们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在乎它的态度。事实上,我们甚至不知道政府的态度。”至于短剧中的阶级斗争,他耸耸肩,“我们只希望客人高兴,没思考太深入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