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警：生在困扰中，活在枪口下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9月25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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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女警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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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尼加尔的遗体告别 |
9月15日，阿富汗高级女警官尼加尔在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遭遇枪击，次日身亡。两名枪手在案发后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
7月以来，这是第三起女警察遇袭身亡的案件，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将被一个一个地杀死”
就在上个月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尼加尔还信心十足地表示，自己并未被两个同事的死亡吓倒。
“我喜欢这份工作。同胞陷于困境、国家形势危急，在警务中女人的角色很重要。”尼加拉说，“走私分子和恐怖分子威胁我放弃，但我告诉他们，我是阿富汗女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职责。”
尼加尔于上世纪90年代初加入警察队伍，塔利班倒台之后重回工作岗位。她曾经用熊抱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摔倒在地，还曾爬上屋顶去逮捕叛军狙击手。
两个月前，她的同事伊斯兰姆·比比在外出购物时被枪杀，留下丈夫和7个孩子；女警察沙阿遇袭身亡，4个孩子无人照料。
暴力事件让阿富汗女性面临更多危险。联合国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阿富汗女性死亡、受伤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多了近三分之二，暗杀事件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国际人权委员会表示，过去两年，阿富汗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激增。女性官员更容易成为暗杀的目标，因为她们数量少，更引人注目。
保守的赫尔曼德省本就没有多少女警察，一连串的袭击已经杀死了她们中的近十分之一，这让剩余的30多个年纪较轻、经验较少的女警察沮丧和恐惧。一位女警察告诉美联社：“他们警告我们，每3个月都要出手，我们将被一个一个地杀死。”
尼加尔的任务是尽量消除暗杀对女警察造成的负面影响，“给她们勇气，提高士气”。她补充道：“她们真的很勇敢，没有人辞去工作。我相信，即使事情变得更糟，也没有人会这么做。”
一个月之后，在上班途中，这位45岁的女警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我可以确定，尼加尔死在医院的急救科，”赫尔曼德省政府发言人奥马尔·兹瓦克告诉法新社，“她死于颈部的致命伤。”
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谋杀负责。内政部发言人赛迪奇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警方已派出人员进行调查，现在说谁是责任人为时过早。
女警察面临诸多困扰
阿富汗女权人士萨拉·塞珀赫尔告诉法新社，尼加尔的遇难让阿富汗失去了罕见的女性模范。“我们需要女性参与警务，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部分。谋杀表明，政府没有保护女性。”她说。
在阿富汗，警察是个危险的职业，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指责政府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女性员工。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报告称，就连制服、更衣室、厕所等基本设施，女警察都难以获得，很多人发现自己只能执行最卑微的任务。一位女警察告诉慈善组织“乐施会”：“我们没有被平等对待，即使是与我们同级别的男同事，也会让我们去泡茶或打字。”
每一万名阿富汗女性中只有一个女警察；很多女警察没有接受过培训，不能调查犯罪或执行逮捕任务。
在一份联合国报告中，《纽约时报》发现了阿富汗女性对警察职业望而却步的另一个原因：无处不在的性暴力和被男同事骚扰甚至强奸的风险。90%的女警察将性骚扰和性暴力视为严重问题，约70%的女警察称她们亲身经历过这些。
在检查站工作的一名女警察表示，她是20多个同事中惟一的女性，每次走进办公室，男同事都在讲低俗的荤段子，总有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她。“我要求调走。这里的男人不好，我该怎么办？”
阿富汗前内政部长吴拉姆·穆杰塔巴·帕唐对这份报告表示怀疑。他说，他曾派出调查小组，但没有人抱怨存在这样的问题，顶多有人对工资不满。内政部首席发言人赛迪奇也认为这份报告“有些夸张”。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女警察表示，她们担心，如果抱怨，自己会被解雇、降职，送到远离家人的地方工作。
许多阿富汗人仅仅因为女警察愿意在公共场合与男人一起工作，便认为她们道德水准低下。如果有人承认她受到“玷污”，保守的亲戚很可能会迫使她辞职，甚至杀死她，以洗清家族的耻辱。
“即使我拿出财物奖励，她们也经常拒绝”
女警察的缺席伤害着正在遭受家庭暴力的阿富汗女性，因为她们更愿意与女人讨论这样的话题，男警察很可能不相信她们，甚至将她们送回家。
2012年，阿富汗只有6000例家庭暴力被登记。严格的社会规范使得女性难以接近男警察并向他们投诉，女警察却又十分短缺。正如尼加尔所说，在这个充满压迫、暴力和性别歧视的国家，需要更多女警察来保护女性。
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分子有时用罩袍伪装自己，而按照习俗，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男性不能与女性说话，更不用说搜身了。因此，喀布尔每座政府大楼都配备了女性安全官员。
在阿富汗15.5万人的警察队伍中，女性只占1%，虽然与2005年的0.33%相比已经是个不小的成绩，但这个数字不足以帮助阿富汗女性伸张正义。
“招募、培训和保护女警察是迫切需要进行的下一步行动。这对维护阿富汗女性的权利至关重要，并可能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乐施会”的报告称。但招募和留住女性成员，被视为最大的挑战。
9月的第一个星期，拉伊拉姆·瓦利扎达招募了3名女性警察。在3年的招募经历中，她第一次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她表示，说服女性加入执法队伍很难。
“即使我拿出财物奖励，她们也经常拒绝，因为警察这个工作太危险了，她们害怕被报复。”瓦利扎达在电话中告诉半岛电视台。
她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社会舆论。阿富汗社会对警察职业的接受度不高，需要与男性一起工作的女警察更是被视为耻辱。作为帕尔旺省仅有的9名女警察之一，瓦利扎达坚持认为“如果她们试过，可能会改变想法”，但没有人愿意让自己家的女人这么做。
做警察，她们别无选择
保护女性也许是尼加尔真实的愿望，但绝非她坚持工作的惟一理由。事实上，面对不断的死亡威胁和贫困，她只能这样选择。
“我住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每天下班回来，我都会向丈夫微笑——我还活着。”她告诉《纽约时报》。她住在附近的弟弟曾是军官，遭枪击导致瘫痪。除了养家糊口，尼加尔还得照顾弟弟和他的4个孩子。
在阿富汗1551名女警察中，文盲和寡妇的比例不低，大多在检查站或政府大楼的安检通道工作。她们别无选择——每月约240美元的薪水是家里惟一的收入来源。
娜菲萨·穆罕默德·阿尼弗便是如此。丈夫在喀布尔电影院一场自杀式袭击中遇难后，她不顾亲戚的阻止和指指点点成为警察。“我别无选择，只能工作。”
50岁的女警察阿尼弗告诉半岛电视台：“我的8个孩子没办法养活自己。”
阿尼弗每月能挣约225美元，在检查站工作，负责查看女性罩袍下是否藏着危险物品。
至于性骚扰，阿尼弗没有遇到过，也没有见过男性骚扰女同事。“我们那里的小伙子都很年轻，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她当着上级的面说，“我们的职责不同，分别使用各自的设施。”
“更多已婚女性正在加入，她们不应该害怕。”她说。
9月15日，阿富汗高级女警官尼加尔在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遭遇枪击，次日身亡。两名枪手在案发后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
7月以来，这是第三起女警察遇袭身亡的案件，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将被一个一个地杀死”
就在上个月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尼加尔还信心十足地表示，自己并未被两个同事的死亡吓倒。
“我喜欢这份工作。同胞陷于困境、国家形势危急，在警务中女人的角色很重要。”尼加拉说，“走私分子和恐怖分子威胁我放弃，但我告诉他们，我是阿富汗女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职责。”
尼加尔于上世纪90年代初加入警察队伍，塔利班倒台之后重回工作岗位。她曾经用熊抱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摔倒在地，还曾爬上屋顶去逮捕叛军狙击手。
两个月前，她的同事伊斯兰姆·比比在外出购物时被枪杀，留下丈夫和7个孩子；女警察沙阿遇袭身亡，4个孩子无人照料。
暴力事件让阿富汗女性面临更多危险。联合国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阿富汗女性死亡、受伤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多了近三分之二，暗杀事件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国际人权委员会表示，过去两年，阿富汗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激增。女性官员更容易成为暗杀的目标，因为她们数量少，更引人注目。
保守的赫尔曼德省本就没有多少女警察，一连串的袭击已经杀死了她们中的近十分之一，这让剩余的30多个年纪较轻、经验较少的女警察沮丧和恐惧。一位女警察告诉美联社：“他们警告我们，每3个月都要出手，我们将被一个一个地杀死。”
尼加尔的任务是尽量消除暗杀对女警察造成的负面影响，“给她们勇气，提高士气”。她补充道：“她们真的很勇敢，没有人辞去工作。我相信，即使事情变得更糟，也没有人会这么做。”
一个月之后，在上班途中，这位45岁的女警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我可以确定，尼加尔死在医院的急救科，”赫尔曼德省政府发言人奥马尔·兹瓦克告诉法新社，“她死于颈部的致命伤。”
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谋杀负责。内政部发言人赛迪奇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警方已派出人员进行调查，现在说谁是责任人为时过早。
女警察面临诸多困扰
阿富汗女权人士萨拉·塞珀赫尔告诉法新社，尼加尔的遇难让阿富汗失去了罕见的女性模范。“我们需要女性参与警务，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部分。谋杀表明，政府没有保护女性。”她说。
在阿富汗，警察是个危险的职业，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指责政府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女性员工。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报告称，就连制服、更衣室、厕所等基本设施，女警察都难以获得，很多人发现自己只能执行最卑微的任务。一位女警察告诉慈善组织“乐施会”：“我们没有被平等对待，即使是与我们同级别的男同事，也会让我们去泡茶或打字。”
每一万名阿富汗女性中只有一个女警察；很多女警察没有接受过培训，不能调查犯罪或执行逮捕任务。
在一份联合国报告中，《纽约时报》发现了阿富汗女性对警察职业望而却步的另一个原因：无处不在的性暴力和被男同事骚扰甚至强奸的风险。90%的女警察将性骚扰和性暴力视为严重问题，约70%的女警察称她们亲身经历过这些。
在检查站工作的一名女警察表示，她是20多个同事中惟一的女性，每次走进办公室，男同事都在讲低俗的荤段子，总有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她。“我要求调走。这里的男人不好，我该怎么办？”
阿富汗前内政部长吴拉姆·穆杰塔巴·帕唐对这份报告表示怀疑。他说，他曾派出调查小组，但没有人抱怨存在这样的问题，顶多有人对工资不满。内政部首席发言人赛迪奇也认为这份报告“有些夸张”。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女警察表示，她们担心，如果抱怨，自己会被解雇、降职，送到远离家人的地方工作。
许多阿富汗人仅仅因为女警察愿意在公共场合与男人一起工作，便认为她们道德水准低下。如果有人承认她受到“玷污”，保守的亲戚很可能会迫使她辞职，甚至杀死她，以洗清家族的耻辱。
“即使我拿出财物奖励，她们也经常拒绝”
女警察的缺席伤害着正在遭受家庭暴力的阿富汗女性，因为她们更愿意与女人讨论这样的话题，男警察很可能不相信她们，甚至将她们送回家。
2012年，阿富汗只有6000例家庭暴力被登记。严格的社会规范使得女性难以接近男警察并向他们投诉，女警察却又十分短缺。正如尼加尔所说，在这个充满压迫、暴力和性别歧视的国家，需要更多女警察来保护女性。
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分子有时用罩袍伪装自己，而按照习俗，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男性不能与女性说话，更不用说搜身了。因此，喀布尔每座政府大楼都配备了女性安全官员。
在阿富汗15.5万人的警察队伍中，女性只占1%，虽然与2005年的0.33%相比已经是个不小的成绩，但这个数字不足以帮助阿富汗女性伸张正义。
“招募、培训和保护女警察是迫切需要进行的下一步行动。这对维护阿富汗女性的权利至关重要，并可能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乐施会”的报告称。但招募和留住女性成员，被视为最大的挑战。
9月的第一个星期，拉伊拉姆·瓦利扎达招募了3名女性警察。在3年的招募经历中，她第一次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她表示，说服女性加入执法队伍很难。
“即使我拿出财物奖励，她们也经常拒绝，因为警察这个工作太危险了，她们害怕被报复。”瓦利扎达在电话中告诉半岛电视台。
她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社会舆论。阿富汗社会对警察职业的接受度不高，需要与男性一起工作的女警察更是被视为耻辱。作为帕尔旺省仅有的9名女警察之一，瓦利扎达坚持认为“如果她们试过，可能会改变想法”，但没有人愿意让自己家的女人这么做。
做警察，她们别无选择
保护女性也许是尼加尔真实的愿望，但绝非她坚持工作的惟一理由。事实上，面对不断的死亡威胁和贫困，她只能这样选择。
“我住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每天下班回来，我都会向丈夫微笑——我还活着。”她告诉《纽约时报》。她住在附近的弟弟曾是军官，遭枪击导致瘫痪。除了养家糊口，尼加尔还得照顾弟弟和他的4个孩子。
在阿富汗1551名女警察中，文盲和寡妇的比例不低，大多在检查站或政府大楼的安检通道工作。她们别无选择——每月约240美元的薪水是家里惟一的收入来源。
娜菲萨·穆罕默德·阿尼弗便是如此。丈夫在喀布尔电影院一场自杀式袭击中遇难后，她不顾亲戚的阻止和指指点点成为警察。“我别无选择，只能工作。”
50岁的女警察阿尼弗告诉半岛电视台：“我的8个孩子没办法养活自己。”
阿尼弗每月能挣约225美元，在检查站工作，负责查看女性罩袍下是否藏着危险物品。
至于性骚扰，阿尼弗没有遇到过，也没有见过男性骚扰女同事。“我们那里的小伙子都很年轻，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她当着上级的面说，“我们的职责不同，分别使用各自的设施。”
“更多已婚女性正在加入，她们不应该害怕。”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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