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者谴责国家“理性私用”

    我们都记得奥巴马总统首次竞选时的笑脸，洋溢着希望与信任：“是的，我们能！”——我们可以将布什时代的批评一扫而光，让美国人民重拾正义和幸福。现在，美国继续其秘密行动，扩大情报网络，连盟友都不放过。此时，我们可以设想抗议者冲着奥巴马高喊：“你怎能用无人机杀人？你怎能暗中监视我们的盟友？”奥巴马冷冷一笑，似乎在挖苦：“是的，我们能。”

    但是，简单的比喻不得要领：揭秘者披露的自由威胁，具有更深的系统性根源。爱德华·斯诺登应该得到保护，不仅因为他的行为惹恼了美国情报部门，他所曝光的事情不仅美国在做，其他大国（以及不那么大的国家）也都在做。

    我们怀疑过自己受到监视和控制，斯诺登的披露为此提供了一个事实基础——其教训是全球的，远非批评美国那么狭隘。关于监听，知道其存在是一回事，而获得具体数据则是另一回事。这就好比，某人的性伴侣到处沾花惹草，此人可以接受抽象的概念，一旦知悉具体的火辣辣细节，看到他们正在干什么的画面，痛苦就产生了。

    早在1843年，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就说，德国旧政权“在想象中相信自己，并且要求世界进行同样的想象”。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面对的是当前世界秩序的代表们的毫无羞耻，他们只在想象中相信民主、人权等理念。维基解密披露一事说明，大肆宣传将增加羞辱。我们应该感到羞辱的是，全世界逐渐缩小了康德所说的“理性公用”的空间。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比较了理性的“公”用与“私”用——在康德看来，这里的“私”是我们的国家、民族；而“公”是超越国家的理性。康德做出的这一区分，特别适用于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在我们所处的云计算时代，我们不再需要强大的个人电脑：软件和信息按需提供；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工具登陆使用。

    不过，这个奇妙的世界只是事情的一面。用户所访问的程序和软件文档保存在遥远的具有温度调节的房间里，房间里电脑数以千计。为了管理一个云系统，就需要一个监视系统控制其运行，而这套系统对用户是隐形的。我们手握的小型设备（智能手机）越是个人化、容易使用，其运行越是“透明”，就越是依靠远在别处的系统。它被某个看不见的网络操控，而后者是国家机构及大型私营公司控制的。

    对我们的生活全方位控制十分危险，但这不是因为我们丧失隐私；我们所有的私人秘密被曝光给“老大哥”。没有国家机构能实行如此控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得不够，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太多。数据量十分庞大，尽管有检测可疑信息的工具，但拥有数十亿数据的计算机太傻，无法妥善解释和评估，造成无辜的旁观者被列为潜在恐怖分子,这导致国家控制通信变得更加危险。我们每个人，虽没做过违法之事，但都可能无缘无故成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对于国家控制我们的通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害怕国家秘密机构知道一切，但我们更应害怕他们这方面不行。

    因此，揭秘者对保全“公共理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阿桑奇、曼宁、斯诺登，都是我们时代的新英雄，是与我们这个数字化控制时代贴合的新伦理的典范。他们不再仅仅是谴责从私营公司到公权力的揭秘者，他们谴责“理性私用”的公权力本身。

    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需要曼宁和斯诺登。世界上还有比美国更压制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网络，保护泄密者和散播他们的讯息。泄密者是我们的英雄，因为他们证明了，当权者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博址 http://www.theguar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