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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18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无辜少年被投入监狱,两位记者帮他重获自由

拯救“谋杀犯”

○作者 莫里斯·波斯利 ○编译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9月18日   16 版)

    2001年,本文作者(左)、史蒂夫·米尔斯(右)和丹尼尔·泰勒第一次见面。

    丹尼尔·泰勒没有杀人,却在铁窗中度过了21年。为了证明他的清白,普利策奖获得者、记者莫里斯·波斯利找到了许多证据,并在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上公布。直到今年6月28日,17岁入狱的丹尼尔才重获自由。

    不久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莫里斯·波斯利讲述的这个故事。

    说了“他们想听的”,少年身陷囹圄

    在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近25年的记者生涯中,我收到过数以百计的求助信,但没有哪一封比丹尼尔·泰勒打印般工整的手书更引人注目。

    在这个25岁的囚犯整洁的笔迹中,我们得知,由于1992年芝加哥的一起谋杀案,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且有警方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同事史蒂夫·米尔斯带着这封信走到我桌前时,除了好奇,我还有一丝怀疑。这家伙为什么认罪?他是如何被判定有罪的?他是在妄想警方记录的内容吗?

    第一次见到丹尼尔是2001年夏天,在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州监狱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他搜集的大量文件,并将这些宝贵的“财产”交到我和史蒂夫手中。

    1992年11月16日,杰弗里·拉斯希特和莎伦·豪格布克在芝加哥北部的公寓中被枪杀。一个邻居循声望向窗外,正好看到4个男人离开,其中一个注意到她,并伸出手指警告。这位证人很快指认,毒贩丹尼斯·米克森是其中之一,但警方找不到他。

    两周后,警方逮捕了案发时在附近卖大麻的里维斯·加德纳和阿基亚·菲利普斯。智商70、年仅15岁的加德纳承认,两人在为枪手放风,枪手是丹尼尔·泰勒、约瑟夫·布朗、罗德尼·马修斯、菲利普斯的兄弟保罗。

    当年12月,丹尼尔被捕。警方称,他几乎立即承认了罪行,称当晚他和另外3人去公寓讨还毒品债,对方说没有钱,他们便开枪杀死二人。

    但丹尼尔口中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他说自己被手电筒猛击头部,然后被告知已被别人牵连。警察告诉他,只要认罪就会被释放,所以他说了“他们想听的”。

    随后,警察告诉丹尼尔,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意识到自己不会被释放的17岁男孩这时才说出真相:案发当晚,他因在公园打群架被拘留,晚10点才得以离开,而谋杀案发生在晚上8点43分。

    除了倾听丹尼尔的故事,我们会面的惟一见证是一张3人合影。我把它贴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丹尼尔身处何地,直到他获得自由。

    我从未如此坚信一个囚犯的清白。

    案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指认米克森的女人在观察警方抓获的嫌疑人后便表示,她认识住在附近的丹尼尔,他不是她在谋杀之夜看到的人。

    但丹尼尔没有被释放。

    相反,警察四处走动,构建支持他认罪声明的“剧情”。他们找到时常光顾同一公园的阿德里安·格里姆斯,称他在当晚7点半看到丹尼尔在公园里玩。谋杀案发生数周后,警察格莱姆斯提交报告称,当晚9点半左右见过丹尼尔,两名狱警也表示,丹尼尔10点被释放的警方记录“不可靠”。3个月后,警方逮捕了毒贩米克森,后者承认在公园见过丹尼尔并指认对方参与谋杀。

    此时,共有8名嫌犯将丹尼尔扯进案中,如果丹尼尔的认罪声明被推翻,案件的其余部分也将岌岌可危。

    到1995年丹尼尔受审时,两名嫌犯被无罪释放,但陪审团仍然根据丹尼尔的认罪声明和警方找到的证据,判处其终身监禁。

    其后的几年里,我们相信,自己的调查推翻了控方的结论。

    格里姆斯告诉我们,他说在公园看到丹尼尔是在撒谎,目的是换取在毒品案件中的宽大处理。女证人始终反对指控丹尼尔犯有谋杀罪,即使她亲眼看到了丹尼尔的认罪声明。频频出现虚假陈述的警方报告,从未被提供给丹尼尔的辩护律师。

    我们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监狱中,找到了因伪造支票入狱的詹姆斯·安德森。他说,案发时,他跟丹尼尔一起被拘留。“我说我想起了那孩子,”安德森说,“不过他们好像对此没有兴趣。”

    控方对这些证据似乎没有兴趣,这让我和史蒂夫沮丧。在编辑的鼓励下,我们坚持了下来。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米克森在狱中告诉我们,丹尼尔和其他6名被告都不是出现在谋杀现场的人。在现场目睹4个谋杀犯离开的警察威利·李·特里普利特也表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丹尼尔。

    我们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阐释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后来,我们找到案发时和保罗·菲利普斯玩视频游戏的证人。一位律师代表几名被告请求,为新证据举行听证会,但被驳回。

    丹尼尔的案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被隐藏多年的证据让案件水落石出

    2008年,我离开《芝加哥论坛报》,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担任研究员。即使如此,我仍对数千英里之外的丹尼尔不能释怀,那张照片一直纠缠着我。

    史蒂夫的努力让我稍感安慰。我的老搭档仍在调查这桩案件。“史蒂夫告诉我,他没有去任何地方,直到我重获自由。”丹尼尔最近告诉我。

    作为调查了无数错案的记者,我一直觉得,罪犯的铁窗时光已经足够难熬,对无辜者来说,更是无比艰难。大多数无辜者只能从上帝那里找到安慰,丹尼尔也不例外。

    “最初几年,我一丝希望都没有。”他说,“我只有二年级的文化水平,在监狱里学会了下棋、举重,来缓解精神和身体的压力。”

    前途一片黑暗,除了死在监狱中,似乎没有其他可能。“我割腕自杀,实在无法忍受每天醒来看到的都是栅栏。”丹尼尔说。

    一个囚犯救了他。

    “我只知道他监狱里的名字,布里克。他告诉我,不行动做不成任何事,我必须相信眼前的困境会有终点。”当时,丹尼尔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直到3年后,他不再让绝望主宰生活。

    “布里克救了我的命。”丹尼尔说,“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但我感谢他。”

    2008年,丹尼尔申请重审被拒,转而求助西北大学的错误定罪中心,那里的律师凯伦帮助丹尼尔成功上诉,并提出人身保护申请。

    2011年,第7次上诉的丹尼尔意外地被许可人身保护。原来,检察官发现,在丹尼尔接受审判前,警方询问了安德森,却隐瞒了他的证词。

    2012年,伊利诺伊州重新调查此案,发现了更多证明丹尼尔清白的文件,这些证据被隐藏了19年。

    “外面的空气跟牢门内完全不同”

    2013年6月28日凌晨,我收到了史蒂夫的短信。他正在去芝加哥刑事法庭大楼的路上。几小时后,丹尼尔获释。

    看着丹尼尔、史蒂夫和我的那张合影,我哭了。

    1989年以来,美国出现了近1200起误判,87名无辜者被证明无罪。

    最近,我从加州前往西北大学,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丹尼尔。他紧紧拥抱着我,声音低低地反复说“谢谢你”。他放手后,我擦干眼泪,跟他坐下来聊天。

    我把多年来带在身边的照片递给他,那是我们2001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他静静地看着。“我从来没见过。”他轻声说,然后指着照片中的自己笑了,“哦,哥们儿,那时我还没有白头发。”

    灰白的头发不是岁月留在他身上的惟一痕迹。“我试图打破监狱的枷锁。”他说,“写自己的名字和地址时,我得努力克制才能不把监狱里的ID号写出来。”

    如今,丹尼尔与兄弟和侄女住在芝加哥郊区的一所公寓里。每天晚上,他都得锁上卧室的门,如果不这么做,侄女叫他起床吃早餐时,很可能挨他的拳头。他得学着跨过门槛时不再提出申请,改掉把裤子放在床垫下以避免起皱的习惯。

    被释放那天,看守来到他的牢房,告诉他有律师到访。丹尼尔换上干净的衣服,在狱警陪同下来到探访室,在那里他被告知,“你已被释放”。

    这是个五味杂陈、难以描摹的时刻。“我几乎晕过去。”

    回到牢房,丹尼尔拿上法律文件,然后昂首走出监狱大门。“我将一切抛在身后。”

    这时,在西北大学会议室里,坐在我对面的丹尼尔顿了顿。

    “空气就是空气,你知道吗?”几分钟后,他说,“但我走出去时呼吸的空气跟牢门内完全不同。真的,我找不到词来形容那种感觉。我真的出来了。”他笑容满面,“我真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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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谋杀犯”